新望：拷問郎咸平 沒讓當官的直接分了就已不錯

　　□新望

　　漸進式的改革實際是既有條件下的次優選擇，雖然把公有財產分給大眾還不成熟，而外部購買者的進入有信息上的障礙，但沒讓那些當官的直接分了，就已不錯。　　　　

　　“鄉鎮企業”曾經作為中國農民的獨創，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紛紛效仿。三年前，

我在蘇南時就看到一些企業還保留著孟加拉總統參觀考察的留影。但就在這短短幾年間，鄉村工業雖然還如火如荼，但傳統意義上的“鄉鎮集體企業”不見了。這甚至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發展史的一大謎團。

　　不是因為什么意識形態的轉變。原來的鄉鎮企業實在是維持不下去了。公有制演變為官有制，企業負責人拿整個企業作為媚上弄官的資本。企業的虧損負債，導致社區政府的管理能力弱化，一系列社會矛盾開始暴露出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原先的鄉鎮企業幾乎都倒掉了。沒有倒掉的，就是在此之前完成了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的那些企業，或是所有制層次較低的帶有家族色彩的村辦企業和社辦企業。

　　鄉鎮企業資產的流動性差，區域性、封閉性強，外面的競爭者難以進入，因此改制過程缺少反復搏弈和競價的過程。賣給誰？原來的經營者成為首選，即所謂MBO。今天如果反思鄉鎮企業的改制，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集權式改制”，過于政績化。

　　漸進式的改革實際是既有條件下的次優選擇，雖然把公有財產分給大眾還不成熟，而外部購買者的進入有信息上的障礙，但沒讓那些當官的直接分了，就已不錯。改制畢竟還是贖買，盡管這種贖買還都是內部人之間監守自盜式的贖買。“改制中也不排除一些不規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地方政府、社區政府、企業經營者、社區居民、企業內部職工，各懷心思。在這一場應有上述五方共同參加的轉制談判中，社區居民和企業內部職工始終是缺席者。”這是我在2000年一篇文章中寫過的話。

　　現在，郎咸平把批判的目光開始瞄上了國內幾家優秀的民營企業，而且有好幾家都是鄉鎮企業轉制而來的。我了解這些企業，這些企業多為“企業家的企業”。還原他們的初始產權很困難，而且產權也處在隨時隨地的變化當中。民營企業這種產權安排上“有益的模糊性”幾乎人所共知。這位在國外知名刊物發表文章排在華人經濟學家前三名的郎先生，面對媒體公布了一長串他即將要開打的知名國內企業名單，真不知他想要干什么？如果他真有可靠的材料證據能做成漂亮文章，他有在國外知名刊物發表文章的機會，以秉持他學者的良知，用不著這樣做預告。

　　而假若我們在今后的將來看不到這一系列的重炮出堂，那會不會是“郎監管”與這些企業私了了？面對來勢洶洶的“朗旋風”，或許有個把企業愿意破財消災。我曾經在《新財富》雜志看到“郎監管”長篇大論披露香港長江系家族企業的斂財秘籍，后來又聽說他當上了年薪幾百萬的長江商學院特聘教授。但這個模式在大陸不一定行得通。

　　大陸的民營企業家們早在2001年前后就已經進行過一次“雙思教育”。他們即使富而思源，也會感激黨的富民政策，而不是等著郎旋風法外開恩。

　　改革中確實出了問題，這沒錯，但并不是那些曾經主張改革的人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尤其不該一看到改革中的不公，就馬上停止改革或從根本上否定改革。當年吳敬璉批評股市“不如賭場”、秦暉批評“界定式改制”，實質上是在抨擊權貴私有化。退一萬步講，資本與權力的勾結固然不好，但總比資本與權力的一體要強。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能摸到這一步也不容易了。

　　我們沒有郎教授那么多的數字，但我在基層和企業觀察了近10年，我的結論是，政府辦不好企業。我相信郎教授的那幾個案例，但真理往前再跨半步就成謬誤，用歸納法得不出那么大的結論。改革到了今天，回頭路肯定是走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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