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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仲偉志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閉幕后，有媒體發表文章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占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將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以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輿論認為，重提“共同富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已經發生了“革命性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并沒有關于“共同富裕”的提法，《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主旨，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并提出“十一五”時期的 “六個必須”原則：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
有關人士從“六個必須”原則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變化：將經濟社會發展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趨公平的利益均衡機制。其實，執政黨的理念變化早已出現——早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但是，我們不能將中央政府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域發展落差的執政理念，簡單理解為一種“均貧富”的“革命性”行動綱領。
首先，重提“共同富裕”，并不標志著執政黨的發展觀已經發生了“革命性變化”。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從一開始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手段。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出現貧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這種手段轉變成了目的，轉向一種難以逆轉的結果，那么，這個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現在，中央政府更加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是對鄧小平理論的一種實踐與完善。
再者，重提“共同富裕”，也絕非要回到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老路上去。我們不能因為多數勞動者達不到企業家階層的收入水平，就消滅企業家，實現大一統。我們曾經為此付出慘重代價，歷史早已證明此路不通。一個市場經濟體系必然要有競爭，必須講究效率；一個制造社會不公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但一個不講效率的市場經濟同樣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將公平與效率有機結合、實現均衡協調發展呢？
我們認為，縮小貧富差距、扭轉分化趨勢是當務之急，不過我們主張，窮人絕對不能更窮，富人卻是可以更加富裕的。關鍵是，政府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效率、保障社會公平并消除腐敗？
我們知道，從北京市區前往首都國際機場，是沒有地鐵和公交線路的，只有三種交通方式可以選擇：自駕車、出租車、“機場大巴”。即便“機場大巴”這種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每人次收費也是十六元。可以說，這三種交通方式并沒有兼顧到另外一部分社會成員的需求。那么，誰來為他們修筑地鐵、開設公交線路呢？當然是政府。人們可以用更昂貴的交通工具提高效率，但政府也應該為部分民眾另外鋪設一條通向起飛的道路。反過來，我們也不能要求大家全部去乘坐公交車。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與首都國際機場的交通問題有相似之處：即公共需求的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我們認為，建設一個具有強大公共服務職能的現代政府，才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
在一個市場化、多元化的社會中，基于能力、素質等問題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出現勞動所有者階層和資本所有者階層，是無可避免的。當然，這必須有一個前提：政府要為各個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而不是滲入市場、干預市場。然后，政府應該在二次分配中發揮作用，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并在公民監督下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立利益均衡機制和利益表達對話機制。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建立和諧社會，走向“共同富裕”，并不是一個分配問題，而是一個重塑現代政府的問題。否則，即便從“先富論”轉變為“共同富裕”，也不可能將經濟社會轉入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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