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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興庭
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了，于近日授予了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和以色列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以表彰他們在促進對沖突與合作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從約翰·納什開始，在博弈論這座金礦中淘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數(shù)十位之多，與博弈論領域相關的基礎研究，據(jù)說已經是第五次折桂了。
博弈，這個時髦的詞匯，是眾多媒體大小“標題”的寵兒。博弈論，隨著貿易戰(zhàn)、價格戰(zhàn)等市場概念的引入，正成為普通人不斷用來理解人際關系、社會交往的工具。有人說，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是一種原子式的社會，一個個家庭就是一個個原子，相互之間交往程度很低，合作在這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很難立足。事實上，中國從來就不缺乏合作精神，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社會變遷，哪一次不是“合作”出來的奇跡。中國最缺乏是競爭，儒家“大同社會”的理想主義和“均貧富”的分配觀念，不但阻礙了社會創(chuàng)新，甚至抹殺了中國人的合作精神。
競爭(沖突)與合作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用句很馬克思的話說，是矛盾的統(tǒng)一體，誰也離不開誰。而博弈論，作為一種策略的相關性，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謝林和奧曼的“沖突與合作”理論在冷戰(zhàn)時期曾經有過廣泛的應用。謝林先生發(fā)現(xiàn)，人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但當他們在一個團隊中依理性行事時，就變得不那么容易合作了。在上世紀的美國和前蘇聯(lián)的冷戰(zhàn)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這一點，雙方的武器在你追我趕當中，最后遠遠超出了實際的需要。盡管前蘇聯(lián)、美國的領導人和人民個個都是理性的，但是，雖然保持了個體的理性，但一到“國家”這個團體中，卻變成了群體的非理性。
而奧曼的不完全信息重復博弈論，正給處于核競爭消耗戰(zhàn)中的美國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根本戰(zhàn)略。1966年，奧曼和他的同事在給美國武器控制和裁軍機構的開創(chuàng)性報告中，建立了一個不完全信息的重復博弈模型。他指出，沒有參與者有勇氣單方面改變“不同結果的可能性”。這個概念與非零和博弈密切相關，所謂“非零和博弈”，是相對“雙輸”的零和博弈而言的，指的是一方有所得，他方未必有所失，而可能的結局中甚至存在“雙贏”。
時過境遷，謝林和奧曼的理論在當今的國際軍事、政治和經濟博弈中，依然運用廣泛。冷戰(zhàn)后的世界格局始終處在一種動蕩不安的狀態(tài)之中，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撲朔迷離。在一些現(xiàn)實主義者看來，在國際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世界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各國之上沒有一個共同的政府來強行施加規(guī)則和法律。但是，我們通過對現(xiàn)實的觀察卻發(fā)現(xiàn)，在國際政治中合作不僅是可以實現(xiàn)的，而且許多合作也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弱。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fā)展”已成共識，也很少有人會否認全球化、一體化是大勢所趨。為什么？這正印證了羅伯特·奧曼的不完全信息的重復博弈理論：當人們每天面對相對的對手和競爭者時，當戰(zhàn)略情形大量重復出現(xiàn)時，即使個體間有直接的利益沖突，達成合作的幾率也會上升。
“沖突”何以能產生合作，是因為重復博弈的存在。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叫“囚徒困境”，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么一個道理：如果雙方之間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結果一定是誠信缺失。但是，如果雙方能夠預期到交易次數(shù)會增加，那么，受長期利益的驅動，就會相應增加交易雙方誠信的可能性。按照這樣的思路，要重塑國人的誠信意識，就應該充分利用現(xiàn)代網絡，減少信息不對稱，為重復博弈創(chuàng)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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