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貿易與經濟轉型 最大出口國會否四面楚歌

　　10月9日，商務部外貿司發布《今年前8個月我國外貿運行情況及全年走勢》報告，報告稱，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順差達到602.2億美元，按照這一進度推算，全年貿易順差將接近1000億美元，超過我國歷史最高年份1998年1倍多，此預期相比兩月前普遍預測的700億美元又有大幅增加。

　　一石激起千層浪，貿易摩擦和貿易依存度的爭論又起，外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則成為

爭論最好的助燃劑。10月12日-13日中美紡織品第六輪磋商、15-16日舉行的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以及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的召開，貿易順差相關的升值話題都會成為焦點中的焦點。

　　直面貿易摩擦，并不等于人民幣大幅升值，更不能否定對外開放政策。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發布公報進一步肯定，要“著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當然，協調外需與內需的平衡，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經濟更突出的問題在于內需不足。

　　近期，本報特別邀請了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資部副部長隆國強、

　　千億順差的結構分析

　　《21世紀》：商務部最新發布的報告預測2005年我國貿易順差將達到1000億美元，對于這個數字您怎么判斷？這么大額的順差的原因是什么？從出口的結構上您如何分析？

　　王子先：首先聲明一下，我僅作為一個研究者發表一點個人意見。貿易順差由去年的321億美元猛增至今年大約1000億美元，表明我國進出口格局由近年來的“高出高進”變成了“高出低進”，是比較重大的變化，也是一種特例。最大的原因在于經過宏觀調控以后，國內市場供求格局發生很大變化，內需相對不足，近兩年迅速擴張的生產能力產生了很大的供給壓力。

　　大額貿易順差對進出口平衡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進口的吸力減少，如往年增長較快的初級產品和鋼材、化工等基礎工業產品進口增速均大大放慢；二是對出口的推動大大增加，一些供給能力擴張較快的產業如汽車、冶金、電子等，出口迅速增長。其例證就是，今年1-8月一般貿易出口增速達35.4%，多年來第一次超過“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29%)。因此，這種情況是暫時的，并不是我國進出口格局的常態。隨著宏觀形勢的變化和積極擴大消費需求政策的推進，將會逐步改變。

　　隆國強：順差的主要原因是進口大幅度回落。連續三年我國出口增長很快，一直在20%多和30%多，今年全年增長速度估計也是如此，而進口從去年的30%多下降到10%多一點。這反映了國內的總需求在回落。需求決定進口，國內需求增長速度降下來以后，原來的產能已經形成了，勢必要向外尋找出路，導致進口的速度比上年大幅度降低，而在出口繼續保持高額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巨額貿易順差。

　　從結構上來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我國出口在空間上的極端不平衡。按照美方的統計，去年中美之間貿易順差是1800億美元，中國對周邊亞洲地區除香港以外的經濟體，逆差也達到了1800億美元。今年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我們對美國、日本、歐盟這三大市場出口速度增長很快，達到了30%以上，進口速度極低，跌到了個位數。尤其在對美國和歐盟已經有大量順差的基礎上，“出高進低”這樣的增長格局無疑會激化矛盾。

　　王建：從外部來說，美國無法消除自身貿易逆差的格局。美國是我們的一個主要市場，我國貿易順差擴大也是因為它的逆差擴大。

　　今年還出現了新情況，我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擴大的速度比美國還快。歐盟過去一直是貿易順差，最近這幾年，法國、意大利等始終在順差和逆差之間波動，從去年開始，轉入穩定的逆差。

　　從貿易格局上來看，十年前主要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對美國和歐洲的貿易順差，現在越來越轉為中國對他們的順差。這個變化主要是因為全球經濟貿易處于一場大的整合當中。產業資本正向中國這樣低要素價格的國家流動。

　　日本也是發達國家，和美歐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過去日本對我們保持了兩年的順差，今年也變成了逆差。

　　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是發達國家或快或慢，或早或遲都要走虛擬資本主義道路的環境。這樣的轉型環境，需要他們把產業資本轉移到中國。而這樣的全球化大變局剛剛起步，遠沒有到頭。這個轉移的過程不僅是一個增量的調整，更是一個存量的調整。過去發達國家生產的東西放到發展中國家，就變成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貿易。由于這個外部環境，中國在未來外貿依存度超過100%、貿易順差超過2000億美元，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貿易順差擴大的內部原因就是生產過剩。今年以來，雖然投資、消費和出口的需求增長水平仍很高，但是因為部分已經建成的項目開始投產，形成了供給增長率比需求增長率還高的格局，由此形成了國內產品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部分產品轉向出口市場。從投資周期看，大規模的產能釋放是在2007年以后，到那時，投資需求低落而產出大大增加，國內生產過剩的問題會更嚴重，貿易順差問題也會更突出。

　　謝國忠：一個強勁的經濟本不該有巨額的順差的。說中國經濟在放慢，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從房地產銷售、能源的進口等原因來看，都可以看出中國今年的經濟放緩很多。總的來說，中國的外貿順差可能是有增加，但是實際沒有這么大。

　　“最大出口國”會否四面楚歌？

　　《21世紀》：據有關機構預測，我國將在五年內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對此諸位是否認同？“最大出口國”會否引發貿易摩擦的“四面楚歌”？

　　李雨時：這一結果是非常有可能的，當然第一大出口國并不是第一大貿易國。中國貿易的規模和結構現在不是靠簡單的政策就可以轉變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其實出口產品的結構這幾年也一直在轉變，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發展比較快，現在我們主要是通過稅收的調整，比如關稅和出口退稅來鼓勵一部分行業的出口。

　　王建：我認為中國五年內成為一大出口國不成問題。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優勢是最突出的。中國20多年的改革，市場機制運行已經進入正軌；另外，基礎設施投資非常大；更重要的還是豐富的人力資源。

　　隆國強：如果保持這么高的速度的話，我們是有可能成為最大的出口國，但是很難說會不會繼續保持貿易順差，因為這取決于我們自己的戰略。我們要通過對外經濟的貿易、交流、合作，來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而不只是停留在利用外部的需求的層面上，是通過和國際市場的交換來提高我們經濟運行的效率，深化我們參與國際分工，把我們的資源集中在最有效率的部門。

　　貿易摩擦肯定會是一個長期現象。在全球貿易中的排名迅速提升的過程中，肯定會面臨大量的貿易摩擦。因為這就意味著我們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是高于全球貿易增長速度的，意味著我們要占別人的市場份額，自然就會產生矛盾。對發達國家來說，我們和他們競爭的是人家的夕陽產業，是調整難度比較大的產業。我們和發展中國家競爭的是他們的新興產業，比如電子、數字產品，還有未來的汽車產業等等，這些矛盾都是很突出的。

　　貿易摩擦持續不斷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們的產品結構在一定時期內很難有根本的改變。表現在一是低附加價值產品鋪天蓋地，二是我們出口的大量消費品是最終產品，而不是中間產品。像美國的英特爾芯片是裝在機器里面的，現在一件標明是MADE IN CHINA的產品里面經常包含了大量外國的元器件，卻體現不出來，消費者經常看到的就是“中國產品”，給他們的視覺沖擊很大，洪水猛獸一般，這就是國際分工造成的，因為我們從事的是最終環節生產。

　　王子先：中國已經是世界貿易大國，未來5年這一地位可能還將進一步鞏固，但能否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現在還不好說。當前特別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貿易摩擦呈現不斷加劇之勢。

　　我們面臨的情況可能是，發生摩擦的數量不斷增加，商品范圍不斷擴大，領域不斷蔓延，總體上呈現不斷升級之勢。當然，重點是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之重點。

　　謝國忠：中國現在的做法是把外資吸引過來，把外國的工廠都搬過來，這種做法是主要為了解決就業，而且創造外匯以購買原材料和設備。目前這種模式給中國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但是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很大，因為它涉及到生產能力的轉移，而被轉移的另外一邊的工人就要另外找工作，這也引起政治上的一些糾紛。這也是中國的貿易磨擦問題為什么與日本不同的原因。日本原來汽車出口去美國是因為它的質量好，這對它自己的盈利產生很積極的影響，相反，中國現有的貿易模式對西方國家公司的盈利是有很大好處的，因為我們提供了很廉價的勞動力。

　　至于說五年內中國能否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我看并不一定。德國可能才是最大的，它目前的數字可能有一萬億，只不過它是在歐盟區內進行；而美國今年以來出口雖然有所減弱，全年估計只有8100多億美元，但其質量要高于中國，相比之下，中國今年可能有7500億美元，離美國不遠，但是離德國還有距離，而且如果把歐元區算作一個整體，有一萬三千多億美元，那么五年內中國可能還是趕不上，因為即使我們在高速增長，別人也在發展。另外一層原因是，過去中國的出口增長與國際貨幣環境寬松有關系，而現在各國都在收緊貨幣，來自外部的需求拉動可能會有所放緩，因此今后五年中國出口增長可能會放慢不少。

　　《21世紀》：中美的貿易摩擦頻繁發生，諸位認為該如何應對？未來的趨勢如何？

　　王子先：中美經貿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經貿關系之一，對雙方是互利雙贏的，其中雙邊貿易不平衡是美方最注目的問題。但美國貿易逆差有自身結構性原因，其主要來源不是中國。在1997-2004年的7年間，即便按美方統計，中國在美國全球貿易逆差中的比重依然是下降的，從27.2%降到24.9%。美中貿易逆差主要來自加工貿易，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實際上是一種順差轉移，其利益多被其他有關各方獲取，美國也是最大獲益者之一。將這些順差都算在中國身上，這背后凸現了現行國際貿易統計規則的不合理。

　　謝國忠：我認為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還是有限的，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一個開放自由經濟，受到外來沖擊時，它內部會進行重組，所以直接的貿易沖擊并不大。目前的紡織品問題主要是美國紡織業有很多布匹是出口到加勒比海，加工后再回銷美國的，這些紡織業主主要是考慮他們的出口市場會受影響，所以實質上他們是在保護自己的資本，而不是在保護自己的就業，他們實際的就業數字是很小的，只有10萬出頭一點，所以兩邊的摩擦并不大。倒是中美之間在鋼鐵業方面可能會有一定摩擦，但也不是主要問題，因為中美之間的最大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貿易問題。

　　王建：我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家是公平競爭，對發達國家來說則是在轉向虛擬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要把傳統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己去搞金融商品。但是這個轉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因為大量傳統產業有的要轉出去，有的要倒閉，企業主要破產，工人要失業，所以如果轉型太快，太劇烈，社會的成本就太高，社會就不穩定。歐盟之所以和中國談多哈協定，十年保護還不行再延期三年，我們同意了，也是考慮到這個轉型的過程。

　　但是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轉移是一個大趨勢，是資本的牟利性決定的。就這輪我們和歐盟的貿易糾紛來說，與其說是我們和歐盟斗，不如說是歐盟的流通商、貿易商與國內傳統制造業的業主和工人在斗。

　　隆國強：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已經很興盛，為什么還保留紡織、鋼鐵這些傳統產業，就是因為它的勞動力轉到其他的產業里面相當困難。美國不懼怕IT業的競爭，反倒是要保護夕陽產業，也是因為調整的難度比較大。所以，可能僅僅涉及到幾千人，甚至一個工廠的利益和就業問題，美國就會提起反傾銷。所以，貿易磨擦的產生不是進口國總體多少人受益的問題，也不完全是政治問題，而是與進口沖擊及進口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能力有關。

　　調整匯率無益解決貿易順差

　　《21世紀》：G20會議及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上，中國都將面臨即將掀起的對中國浮動匯率制度改革的新一輪施壓，匯率的調整能否解決根本問題？中國匯率改革方面未來五年會否有大的動作？

　　王子先：中國近期推出的匯改措施，盡管受到國際社會的好評，但今后運作仍會面臨重大挑戰。經過一個觀察期后，有關方面還會對我方施加壓力。G20會議已經釋放出美方進一步向中國匯制施壓的信息，美國國會有關人士最近增加了對美政府的壓力。

　　一些國家制造和渲染“人民幣升值論”，并不是出于單一的貿易原因，而是有著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明顯擴大，一些國家不是將此作為機遇，而是視作一種威脅。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一些人就大肆制造“中國經濟威脅論”。“人民幣升值論”既是貿易問題的升級，也與我國成為貿易大國、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有關，更是“中國經濟威脅論”的最新表現。

　　我們仍會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激烈的斗爭。這次匯改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在別人壓力下被動調整更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日本的一個教訓是，在美國強大的貿易壓力下(以貿易逆差為借口)日元升值變成一個既定的經濟外生變量，犧牲了本國的貨幣政策主權，這是我們必須著力避免的。

　　今后的選擇應該是，堅持主動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按照漸進模式深化和完善外匯市場，分階段提高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盡管今后會遇到許多困難和挑戰，但首先我們要竭力避免重新回歸固定匯率制；其次，及時預見匯率機制未來可能遇到的新的風險與挑戰，主動調整和完善，化解沖突和壓力。同時，注意解決其背后的結構失衡和體制失衡，注重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調整，要把過于注重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導向戰略調整為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綜合優勢的戰略取向，并相應調整我國的工資、就業、社會保障和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培值新的動態競爭優勢，取代低工資、低成本、低價格的發展模式。

　　王建：首先講一個理論問題，匯率是一個雙方貨幣價格的折算。現在中國和美國的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幾十倍的差距，主要是勞動力價格和土地要素價格的差異。冷戰結束后，產業資本獲得了在全球流動的新空間，生產要素價格差就顯現出來了。在幾倍到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面前，匯率能否解決這樣的問題？

　　美國的高層也能看清這個問題，所以斯諾和格林斯潘都講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結果只能減少中美貿易逆差，而不能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由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價格更高，對美國來說，要花更高的價格進口，實際是不合算。但是美國現在很多的中小企業受到中國進口的壓力，大量破產和工人失業。美國政府也需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作一些姿態，來撫慰一下民心。

　　隆國強：美國之所以有逆差，除了是因為美元匯率高估，實際上是其儲蓄率太低，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中國也一樣，儲蓄率如此之高，如果投資率不能與之相當，就會有順差，這很正常，不是說通過匯率就完全能夠解決。

　　但是完全放任市場調節的話，就有可能找到平衡點，但匯率升值過度，那些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也賣出不去，反而進口增加，當然會消除貿易順差，但是一般來說沒有哪個國家會這么做。

　　中國是希望在全球范圍內追求國際收支平衡，取得一個平衡匯率。美國人可能希望的是通過匯率縮小雙邊的貿易順差。但實際上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僅是中國一國制造，中國代表整個東亞地區對美國的順差，是轉移順差的二傳手角色，所以中美之間對人民幣匯率的合理比值判斷就是有差異的。對中國來說，匯率政策是讓本國能夠靈活地調整國際收支，發揮比較優勢。不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歐洲人，都認同中國人民幣的匯率需要更加靈活的機制，但是這個靈活的匯率機制究竟是什么，可能大家判斷也都不一樣，我們已經從原來的實質上的釘住匯率變成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點外國很歡迎，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未來我國匯率機制不會變，但是匯率的比價會變，如果國內不出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保持健康穩定地增長，基于這一系列的基本假設前提下，隨著中國出口競爭力的增強，人民幣在“十一五”期間可能會進一步升值。

　　謝國忠：中國生產力過剩很多，今明兩年最終還是得指望通過出口來緩和中國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匯率政策純粹只是一種游戲而已，我個人覺得沒有太大作用。

　　如果中國只是為了滿足貿易伙伴的要求，就對貨幣進行升值，那么只有當人民幣升值至使出口增長停滯時方才有效，而屆時中國的經濟將嚴重受損。

　　經濟轉型：擴大內需

　　《21世紀》：從國內方面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也引起了多方的憂慮，對此，諸位如何看待？

　　王建：很多人在批評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太高，這個看法其實是不正確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外貿依存度。日本在60～70年代實現經濟起飛，外資在本國出口中幾乎等于零，是因為沒有全球產業資本大轉移這個背景，而在今天，由于國際產業資本大規模轉移到中國，是在中國生產出他們過去在國內生產的東西，就表現為外資出口在中國出口中占有主要份額，目前已高達57%，如果把外資在中國的生產去除掉了，單看一般貿易，即中國自己生產并出口的產品，大約只占GDP的15%到16%，與日本在經濟起飛過程中的比重是相似的。國際產業資本的大轉移現在還只是開始，還沒有到高峰，所以中國在未來的外貿依存度還會上升，貿易順差還會增加，這是正常的。

　　隆國強：外貿依存度這個指標只是一個參考，不是說它高風險就高。我們在十五的時候以及制定在十一五規劃的時候都做過研究，發現目前的外貿依存度風險并不高，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隨著外貿依存度的進一步提高，風險還降低了。這是因為，一方面，現在越來越深化在全球的分工以后，世界各國一損俱損，彼此之間的關聯也越來越緊密。我們曾經查過許多反傾銷的案子，現在大家有很多的誤解，說加工貿易是貿易摩擦的熱點，但是我們發現針對中國的貿易反傾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一般貿易，加工貿易都不到20%。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在全球貿易份額中逐步擴大，雖然貿易磨擦會增加，但其他國家不敢輕易對中國發起大規模的貿易戰，不進口中國紡織品，進口國的消費者就會有意見，我們的一舉一動已經影響到對方的生活。所以，當市場份額增大以后，我們反而更安全了。中國的戰略是融入全球的發展戰略，和原來很多國家的戰略是不一樣的，在這個過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簡單地再用外貿依存度這個指標來簡單地評估開放的風險高低。開放經濟就會有開放經濟的風險，關起門來有關起門來的風險，風險的來源不一樣，傳導機制不一樣，可能需要的防范的機制也不一樣，我們現在的欠缺就是這方面的思考。

　　《21世紀》：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中國降低外貿依存度經濟增長對外貿的辦法是擴大內需。諸位是否認同？“十一五”期間我們該如何處理內需和外需的關系？

　　隆國強：有一種誤解把內需的擴張和外需的擴張對立起來，好像因為注重了外需，所以內需就沒發展起來，但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出口的增長并沒有打擊內需的增長，比如說農民需求起不來，可能是農民收入太低，收入分配不公，可能是農村的分銷體系不健全，可能是農村的電價太貴等等，哪一條和出口都沒有關系。所以說內需和外需的關系不是對立起來的關系，對于每一個廠家來說，選擇把東西賣到美國還是貴州，從供給的角度看要取決于哪個市場好。所以，內需不暢不是因為利用了外需，不是因為我們堅持了擴大出口的政策。恰恰是因為我們利用了外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需。

　　中國在勞動力過剩的背景下，要最大可能地利用國際市場，加快提高我們的收入，同時針對阻礙內需發展的各種各樣的因素進行改革、進行突破，把內需逐步發展起來。所以，國際市場對我們的貢獻，不是在需求層面上，更多的是在供給層面上。就是我們把資源放在我們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出口換來關鍵設備、技術、資源等等，這樣才使得中國的經濟能保持更高的增長速度，內需才能增加。

　　王子先：“十一五”期間，我國外貿既面臨難得的機遇，也將面對不少新的挑戰。特別要提到的一點是，外貿經歷超常規的高增長以后，其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也在不斷增加，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特別是今年前三季度，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40%以上。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的局面潛存著很大風險。

　　從長期看，我國外貿發展有著自身的周期性，1998年經濟陷入低谷和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變動都與外貿出口漲落有著很大的關系。“十一五”期間，我們必須預防由于外需回落給國內經濟帶來重大沖擊，避免經濟增長出現過快的下降。防范外需下降的風險應該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

　　特別是作為一個大國，2003年我國消費率僅為55.5%�煷蟠蟮陀谑澜缙骄�近80%的水平。我國消費率多年來持續降低，從1981的67.5%降到2004年的53.6%，大大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由外向驅動向居民消費主導型模式的轉變，并積極調整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著力提高自主發展和創新能力，勢在必行。

　　當前，擴大內需的核心是積極擴大消費需求。積極擴大消費需求是近期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關鍵方面，作為長期戰略任務，主旨是要改變我國消費率長期以來持續下降的局面，扭轉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和投資動力，形成以居民消費為主導的新型經濟增長動力模式。

　　謝國忠：中國下一個五年可能要困難得多，中國過去的五年，是正值美國科技泡沫破滅之后的五年，當時引起新一輪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上升，這種貨幣供應對中國的負面經濟影響并不大，因為中國國內的科技泡沫并不大，但這種龐大的貨幣供應正好帶來中國房地產等行業的發展和消費的上升，某種程度上正好與中國的出口機器吻合，引起了中國出口的增長，整個經濟大幅上升，這五年可以說一半是中國的運氣，一半是中國自身的競爭力。

　　但是今后五年，這種高增長的前景可能不存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會面臨坎坷。

　　(本報記者滕曉萌亦有重要貢獻，實習記者吳斌斌、田野參與整理)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