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改革要平等的競爭機會　

　　媒體思想之袁幼鳴專欄

　　昨天閉幕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通過深化改革創新獲得新動力，化解已集中呈現并日益尖銳的矛盾，在形勢判斷上，采用了“矛盾凸顯期”的概念，以說明解決問題的迫切性。簡而言之，中國社會將再次踏上“以改革促發展”的總體路徑。

　　評價這一路徑設計，首先必須承認，其符合實際需要，可謂切中時弊。一系列矛盾形成倒逼之勢，追究它們的根源，惟有通過制度變革的方式才能祛除。然而，近年來作為機會不公、貧富差距及既得利益格局肇造的后果，社會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警惕任何涉及利益調整的舉動，對改革談虎色變之感越來越強烈。

　　作為一個語詞，改革遭遇負面化需要通過注入其應有之義來洗刷。而要為改革正名，以改革凝聚人心，“以改革促發展”，必須鎖定改革對象。“矛盾凸顯期”的概念固然描述了現階段中國社會狀況，要真正化解矛盾，首先需要認清矛盾的根源。

　　面對社會問題，一些人咬定自由經濟原則和市場化方向是導致社會不公的罪魁禍首。事實上，諸多社會矛盾得不到調和，正是由于市場經濟發育進程受到了機會主義和利益集團的干預所致。譬如，在財富分配方面，市場化固然會造成擁有不同資本資源和人力資源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但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最終陷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泥潭。稅收和社會保障等制度發揮收入分配調節作用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由市場配置資源，無歧視、集體談判、自由簽約等規則保障了勞動力價值兌現，即勞動者在一次分配環節受到公正對待。毋庸否認的事實是，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熟練工人屬于中產階層，而非什么弱勢群體。

　　就作為經濟體的狀況而言，由于國內市場化改革進程與世界經濟分工浪潮吻合，中國迅速成為了全球性制造業基地；但“中國制造”長期無法升級，至今主要靠廉價勞動力、資源消耗、土地占用和對跨國公司實施超國民待遇贏得競爭優勢，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低端位置。后果自然是整個經濟賺錢不多，并貼入了環境污染等“外部性”成本，貧富差距卻不斷拉大。

　　類似弊端是否該歸因于企業主體的機會主義傾向呢？顯然，企業機會主義表現同樣是“果”而非“因”，問題根源出在體制層面，而勞動者對體制性弊端無權制衡。一個簡單例證是，在國內絕大多數地區，于GDP增長和獲得稅收與保護勞動者權益兩者之間，政府部門普遍選擇前者。

　　從市場化改革角度看社會問題還不難發現，國內貧富差距急劇加大主要不是因為不同人群擁有資本資源和人力資源差異造成的。于民間擁有資源處于配角地位的狀況下，導致貧富差距加劇的核心原因在于同樣的資本資源和人力資源投入，效益卻嚴重不同，即自然人并法人分三六九等——機會不平等！同樣的人力資源投入，國有壟斷企業人員工資可以高出數倍；同樣的資本投入，進入與強勢利益主體構成共謀關系的行業，獲得利潤遠遠大于社會平均利潤。

　　無疑，就對象正確的改革而言，經濟改革基本目標之一是實現所有市場主體平等競爭，讓法人與自然人資源投入獲得平等機會——這就必須從根源上破除機會主義行為及既得利益集團特權。社會改革當務之急在于迅速扭轉弱勢階層利益受損狀況。現階段，讓弱勢群體共享發展成果，必須在財政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制度上做出安排。而所謂

　　(作者系《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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