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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韓桂芝受賄案中，韓的妹妹、兩個兒子和兒媳都下了水，惟一清白的是她的丈夫陳昔平(化名)。說來可憐，陳昔平在家中雖然有丈夫、姐夫和父親的名義，卻沒有丈夫、姐夫和父親的地位與尊嚴，他的“家庭反腐”行為受到了全家人的共同抵制，處于“光榮孤立”的狀態。最經典的要算他的妻妹搶白他的一句話：“我說你是不是有病？我和我姐收錢，你管得著嗎？”(據10月11日《華商晨報》報道)
看了這一幕，我忽發奇想：假如在韓家陷入孤立的是韓桂芝而不是這位“反腐丈夫”，那韓桂芝還會走這么遠嗎？也許我們仍然不能絕對地回答“不會”，但可以肯定的是：韓家內部彌漫著的那種腐敗是有益的、是讓人感到驕傲和興奮的事情的氣氛，無疑加速了韓桂芝的墮落———這就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的作用聽上去很抽象，但實際上也很簡單，它無非是要解決一個價值觀也就是善惡美丑的標準的問題。
文化對腐敗的抑制或者縱容作用不可小看。繆爾達爾在《亞洲的戲劇》一書中指出，有一種“腐敗民俗學”，它“容易使人們認為，掌握權力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覺得應當忠于的社會集團的利益來利用權力”，并且人們對腐敗的憤恨“會基本上變成對于有機會通過不光彩手段營私之徒的羨慕”。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反腐敗要取得成功，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強廉政文化的建設。這就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平，樹立一種反腐倡廉的公民文化，糾正“笑貧不笑貪”的扭曲現象。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的“廉政風暴”中，除了懲治腐敗行為，還注重開展“價值革命”，提高公眾對腐敗的認識。可以預期的是，如果反腐文化成了主流文化甚至家庭文化，那么像韓桂芝這樣的腐敗分子就會承擔強大的心理壓力，就會覺得自己與社會和家庭格格不入，而不會像現在這樣。如此一來，文化對腐敗的抑制作用就顯現出來了。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反腐和制度反腐是并行不悖的。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雖然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正像在韓桂芝家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一些人在文化上是認同腐敗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制度的作用。郭松民，青年雜文家。
《江南時報》 (2005年10月12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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