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手機：夸父追日的悲劇

　　(原載于2001年 1月15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張庭賓

　　2000年中，在“傾聽世界的聲音”的康佳想讓世界傾聽它的聲音——“2001年實現手機銷售100萬臺”時，從不輕言放棄的中國家電業的龍頭海爾據稱意欲悄然淡出。

　　這是世紀之交的中國國產手機前赴后繼，令人蕩氣回腸的一幕凝固場景。　　2000年歲末，國產手機年初的萬丈雄心恐怕只余白發三千丈了。年初似乎勝券在握的10%的市場占有率，在年終盤點時，只占3•7%。　　　

　　伴隨冬季降臨，11月中旬，跨國手機上演了一場令國產手機只配做觀眾的集體“跳水表演”：諾基亞、摩托羅拉、愛立信等三巨頭的降幅均超過百元，其中，諾基亞3210、摩托羅拉V2188等機型甚至跌破1000元。對剛剛破土的國產手機諸多幼苗來說，真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月銷量近5000臺的易趣手機直銷網，其經銷的6個品牌國產手機，近一個月僅賣出19臺，占該網銷量0.4%。

　　更令人感到前途迷惘的是，在尚無一家國內企業掌握GMP手機的全部

　　眼前仿佛正重演著一個東方古老

　　國產手機廠商真是今日之夸父乎？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在樂觀者看來，國產手機應當是《寶蓮燈》里力劈華山的沉香，其邏輯是：國產彩電和電腦不已經抗日功成了嗎？

　　他們顯然忘記了古希臘哲學大師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個意思的另類表述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如果以上表述太酸，那“驢子過河”的寓言則更苦咸：一頭驢子馱鹽過河，不慎落水，鹽隨水流失，掙扎起后，倍感輕松，覺此為一妙計。第二次，它馱了一包海綿，決定如法炮制，不想溺水而亡。

　　事實上，國產手機的生存環境和對手戰略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市場的環境有天壤之別：10年前彩電起步，5年前電腦啟蒙，那時短缺市場極為興旺；貿易壁壘高高在上；政府扶持投資不遺余力；資本進入路障重重。如今風水已渺，市場緊縮，外資反客為主，而且加入WTO在即，政府扶持已為強弩之末。

　　更重要的是競爭對手的戰略選擇業已變遷。

　　國產彩電的崛起，某種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彩電商的戰略失誤。日本彩電商一相情愿地企劃了對中國賣黑白————賣彩色————賣生產線————直接投資建廠戰略。總想把每個環節的中國市場利潤賺個十足，總不想把最好的產品和技術拿到中國，想人為控制中國的彩電市場的發育，但市場并未以高傲的東洋意志為轉移。中國彩電廠家正是巧借空檔，拔地而起。

　　以聯想為代表的國產電腦的成長，正展現著美國企業與日不同的高明。例如：intel公司選擇了集中力量壟斷上游芯片的戰略，無須別人挑戰，不斷淘汰既有產品，永遠保持在最尖端霸主地位。然后，在全球扶持眾多下游組裝電腦廠家，令其相互制衡，激烈競爭，這就是為什么聯想做大后，intel們就準備扶持海爾的原因。

　　這一戰略的結果是，intel保持了近20年在芯片上的超級壟斷利潤，而電腦廠家呢？如聯想人所言，“跟在intel后面吃土”，利潤率只有5%。

　　手機業卻大相徑庭。通訊行業是21世紀初集新經濟大成的戰略性產業，增長潛力風光無限，不僅產品利潤豐厚，資本市場的追捧更令所有的資本家垂涎欲滴。手機業作為其中重要的一環，國際巨頭必然寸土必爭，尤其對于在芯片等最尖端領域無法視美國項背的歐洲和日本企業來說，更是關系命運的角斗場。　

　　不僅手機行業的技術含量和競爭慘烈度大異從前，更要命的是國際手機巨頭早在多年前，就在中國本土投資，已經先入為主。

　　它才是給中國國產手機的致命一擊。

　　水淹七軍之“上游水庫”

　　這是一個流行飄和感覺的時代，或者說隨著時代的感覺在飄。但所謂實業乃實實在在的事業，當今中國實業家們更渴望理性分析家的出現。

　　令人沮喪的是，如果不放棄理性，其推導出的結論可能比感覺更沮喪，這就是所謂執著人生的痛。

　　如果跨國公司沒有搶先在中國本土投資，在關貿投資壁壘之下，國產手機尚有以完卵孵化成長的空間。

　　根據200年前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成本理論”：各國只要生產相對成本低的商品，然后進行交換，就可使各方獲利。這也就是林毅夫先生常常掛在嘴邊的“比較優勢理論”。

　　具體到手機行業而言，如果跨國公司未在中國直接投資，盡管其在手機方面擁有技術、人才、品牌、管理等一系列優勢；但中國的手機廠商仍坐擁勞動力、土地便宜、本土銷售網絡等比較優勢，后者可以與前者一定程度上對沖。國家可借助關稅的調解，使得國內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綜合競爭力旗鼓相當，并通過開啟關稅的閥門，刺激國內手機的成長速度。

　　然跨國公司的本性無法容忍于此。美國學者海默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跨國公司之所以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為了全面贏得比國外當地同類企業全面有利的壟斷優勢，從而使它在當地生產銷售產品會比當地企業獲得更多利潤。這枚硬幣的反面是：在該領域，當地企業無法生存。

　　直面跨國公司連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都被編輯成他們的手機鈴聲的現狀，在為他們的超強本土化能力嘆服之際，我不知道國產手機到底還有什么優勢。

　　但現實也會有假象。一種幻覺是跨國手機勝在中國本土。其實不然，根據筆者對跨國公司的研究，其勝利之核是在手機的上游技術，是其母公司在母國蓄積的“上游剩余價值”的“水庫”。

　　所謂上游剩余價值，是筆者對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一個推論。就國產手機而言，由于其上游技術、關鍵零部件乃至生產線(如果他們告別貼牌生產)均是從摩托羅拉之類的跨國公司購買，摩托羅拉從中賺取利潤，換言之，摩托羅拉實現了其上游剩余價值。

　　國產手機成本中就這樣必然包含一個“上游剩余價值”。

　　由于跨國公司在中國本土直接投資設“子”，其母公司會根據中國市場競爭的需要，選擇兩種對子公司的上游技術、零部件和生產線的轉移價格，一種是超額價格，即將下游子公司的利潤轉移到母公司，以躲避東道國稅收。這將流行于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壟斷或相對壟斷階段。

　　另一種轉移價格是成本轉移，即為了達到攻城掠地，擊潰本土企業之目的，將上游產品以成本價轉移給子公司。

　　跨國手機的在華子公司，即使在體制、規模、銷售網絡等各方面均與國產手機相當，國產手機成本也將比跨國手機多出一個上游剩余價值。換言之，兩者以同樣價格銷售，則跨國手機將比國產手機多賺一個上游剩余價值。

　　這一推論的條件無疑寬容著國產手機，明擺著嘛！國產手機的品牌附加值、規模、銷售網絡均遠不及反客為主的跨國手機，現實只會更惡劣。

　　打個比方，跨國公司就像關羽，在河流上游蓄積了“上游剩余價值”的“水庫”，跨國公司的多次價格大跳水正是掘開堤壩，水淹七軍。國產手機進軍意志越堅定，上游潮水就越鋪天蓋地。　

　　“金魚”跳“圍城”

　　難道這就是那無言的結局？

　　誰都有權置疑筆者這真實的“謊言”，平心而論，它真實的有點殘酷，以至于筆者自己都曾不忍心揭破這真相。

　　筆者也曾試圖反駁自己的推論----國產彩電不是很成功嗎？

　　但國產手機有彩電的先發優勢嗎？在關貿壁壘的守護下，國產彩電利用國內市場迅速做大規模，加上市場網絡的建設，使單臺家電的下游成本大為降低。

　　與此同時，模擬彩電相對很成熟，其單臺彩電中隱藏的“上游剩余價值”比例遠低于手機，因此彩電不僅能借助規模的力量對沖掉“上游剩余價值”，甚至可以放手一搏價格戰。

　　一旦洋品牌規模達到國內主流廠家的水平，那就是國產家電的生死存亡之秋。

　　一度沉寂的跨國冰箱的崛起正驗證著上游剩余價值的存在。這也是為何德國西門子在過去四年中虧損近5億，仍初衷不改，終獲利潤的意志堅不可摧。

　　對于國產彩電來說，技術含量更高，上游剩余價值含量更高的數字彩電時代到來，將是國產彩電的多事之秋。

　　回首來程，是為了看清未來的路。追討國產手機的悲劇緣何誕生已無必要，現實已經無法改變，追悔已然莫及。

　　那么，如何避免跨國手機的“圍城”變成國產手機的“垓下”？

　　“三十六計，走為上”，在筆者看來，國產手機趁現在陷足不深，果敢壯士斷腕，將有限的資金運用于彩電等行業的上游技術和產品的開發上，以降低未來數字彩電時代的上游剩余價值的比率，避免手機的覆轍，實乃以退為進之妙策。

　　分路突圍是中策。即學習臺灣企業，不是一定要生產手機整機，可以選擇手機中某個相對穩定的零部件做大規模，為跨國手機做配套件，待時機成熟，另立門戶。

　　建立國產手機聯盟為下策。傷其五指不如斷其一指，各國產手機廠商收縮戰線，以股份制的形式聚合成1～2家，集中優勢兵力打一場硬仗。

　　當然，將其列為下策，是因為從理論上講，這只是使國產手機在陣地戰中多堅持一會兒，勝負之機孰難意料。但從國家和消費者的利益角度看，這么做是值得的，因為它將降低手機行業的平均利潤率，給中國消費者贏得更多的實惠，給國家產生更多稅收。

　　要真正令“上游剩余價值”不再成為懸在國內廠家頭頂的“達摩克利特”之劍，國家政府責無旁貸。惟有傾力投資教育，提升國家整體科研水平，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才是治本之策。

　　既然遠水不解近渴，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國產手機這條尚未長大的小金魚能否逆流而上，跳出跨國手機的圍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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