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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信/來論
10月9日晚10時03分，貴州省貴陽市區(qū)一隱秘處，一個神秘的知情人給記者帶來了“猛料”——備受社會廣泛關注的成都火車站派出所“警偷勾結”案的《起訴意見書》和《起訴書》。這兩份法律文書，記載了當日受審的三名被告人及其他涉案警察所涉嫌的犯罪事實(10月10日《華西都市報》)。
說是“公開開庭”審理，但有關方面又諱莫如深:被告從秘密通道押入法庭，除新華社和央視某個欄目的記者外，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名記者都不能進入審判庭旁聽。在這樣變味的“公開開庭”中，筆者分明看到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地下情結”。
“警偷勾結”當然是見不得光的，只能止于地下——這是出于原始本能的“地下情結”。在這次“公開開庭”中，旁聽證共有95個，但卻早已分發(fā)一空，其中來自公檢法部門的人員就占了84席，被告家屬占6席，剩下5張發(fā)給了中央新聞媒體。公檢法就占了84席，一方面可見這些部門對該案的重視，更重要的是，這也表明這些部門認為此案僅是自己的家務事，應該主要由內部解決。內部腐敗應該止于內部——這是有關部門的“地下情結”。
可怕的是，這種“地下情結”波及到了媒體，從而損害了它們所代表的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利益。新華社和央視能得到5張旁聽席，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擁有中央媒體的權威，而更主要的是，相關部門要給上級一個交代。但在筆者看來，更需要交代的并不是上級部門，而恰恰是那些被拒之門外的廣大社會公眾。
事實上，各地火車站的治安混亂狀況，對公眾來說并不是秘密。因此，公眾最感興趣的并不是“警偷勾結”案最后的查處結果，而是想知道他們在勾結前為什么沒有被查處，如今又為什么被查處了？查處的經過如何，動力在哪里，阻力又在哪里，有無借鑒意義？
劉義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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