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變　三大信號

 　陳二厚 劉錚 王立彬

　　正在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主要議題之一是研究和審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盡管規劃的具體內容尚在討論和制定之中，但延續了50多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首次變成“規劃”，卻是耐人尋味的變化。這“一字之差”，傳遞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信號。

　　信號一：“計劃”讓位于“規劃”，凸顯政府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十一五”規劃制定的大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目前，中國95%以上的商品資源由市場來配置。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說：“由計劃向規劃轉變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又一個歷史坐標。規劃的特點就是從具體、微觀、指標性的產業發展計劃向宏觀的國家空間規劃轉化。”

　　可以預見的是，對于大多數行業來說，規劃將主要運用市場機制，由企業自主決定投資方向。投資效益將成為引導資源流向的決定性因素。在發揮國家規劃對資源配置的指導作用的同時，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信號二：過多過細的量化指標將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把握和調控。

　　以往的五年計劃，各類指標的具體程度超出現在很多人的想象。“七五”計劃中，僅規定了產量指標的工業品就有28種。在“

　　從“計劃”到“規劃”，體現了從微觀向宏觀、從直接向間接、從項目管理向規劃管理的突出轉變。當前

　　信號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職能轉變邁出新步伐。

　　與競爭性行業各項具體指標的消失形成對照的是，“十一五”規劃將增加人文和社會指標，如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這是政府轉變職能，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需要。尤其在公共服務方面，政府要有自我約束，要對百姓有所承諾。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如此評價這種變化。

　　那么，“計劃”讓位于“規劃”，是否意味著政府工作更輕松？顯然不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社會服務”是政府的四大職能，這后兩項任務是政府極為重要的職責，也恰恰是當前政府最為薄弱的環節。如何使政府真正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政府在抓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同時，應在公共服務、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優化發展環境等方面更好地履行公共職責。

　　(據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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