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地方政府可以超能力擴張

　　文/劉 偉

　　無論是從統計數據的顯示上，還是從現實經濟生活的感受上，我國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加速擴張的沖動都是不爭的事實。就加速發展的積極意義來說，這是新時期地方政府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踐發展是硬道理的必然。但是為什么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能力限制的擴張沖動往往能夠實現？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使地方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權利、責任、利益等的獨立性越來越明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地方政府越來越成為地方經濟發展利益“剩余”的索取者和控制者。也就是說，追逐扣除地方經濟發展的所有成本及上繳費用后的剩余，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的權利和責任。因而，地方政府行為越來越接近企業行為，越來越以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為首要目標，否則，地方政府的全部經濟、政治、文化沖動和目標，都難以實現。可以說，這種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的行為目標，是地方政府具有強烈擴張沖動的根本原因。

　　問題在于，這種沖動如何能夠成為現實，或者說，以怎樣的途徑來實現強烈的擴張？癥結不在于地方政府力圖加快發展，而在于地方政府能夠不受自身能力的約束而超速發展。那么，這種超越自身能力約束的超速發展的可能又是怎樣獲得的呢？

　　首先，根據我們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項研究，我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與當地人均GDP所標志的已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高度不相關。也就是說，各地方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與當地的儲蓄能力高度不相關，各地的經濟發展速度大小，根本不取決于各地已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在此基礎上的儲蓄能力，推動各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并不是來自各地儲蓄轉化而成的相應的各地的投資。那么，各地的經濟增長速度主要依靠什么力量推動呢？主要依靠外地資本的進入，即招商引資，這就是為什么各地競相招商引資的根本原因。同時，這也就使得各地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根本擺脫甚至遠遠超越當地發展水平的限制。這是地方經濟擴張能夠超越本身能力約束的原因之一。

　　其次，GDP增長的加速通常以固定資本形成加速為先行條件，固定資本形成速度的提高，是經濟增長加速的領先指標。根據我們的觀察分析，我國各地之間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形成的變動存在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我國現階段從總體上看，越是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均GDP水平低)的地區，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速度越快。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水平和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負相關。近些年來，在我國不同地區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長速度的排行中，排在前八位的依次是：寧夏、西藏、青海、貴州、重慶、內蒙古、陜西、甘肅，都是經濟相對落后地區；而京、津、滬及沿海較發達地區的固定資本形成增長速度不再領先，上海基本名列全國最后一名，近幾年固定資本形成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5%，遠遠落后于同期全國平均(10.7%)水平。這一方面固然與已有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基數存量大小有關，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落后地區的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長速度加快不僅不受當地落后的發展水平限制，而且呈現負相關態勢。這是為何地方經濟可以超越自身約束來實現超速擴張的又一原因。

　　其三，從體制上來說，我國的金融體制對貨幣和資本的控制基本上是國有金融機構壟斷基礎上的垂直控制，銀行及金融機構大都與地方經濟相互割裂，難以直接兼容，因此，當地的儲蓄與當地的投資之間并無顯著的相關性，這一特征越是在強調加強

　　還可以找出其他多方面解釋為何地方政府能夠具有強烈擴張沖動的原因，使得我國地方經濟發展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活力。但在這種地方活力的背后，特別是在各地均具有超越自身能力約束的發展速度沖動，而這種超越自身能力約束的沖動又往往得以實現的情況下，實現宏觀經濟均衡的困難自然會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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