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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10月8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研究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這個規劃建議將于明年3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與前面十個“五年”明顯不同，第十一個“五年”由“計劃”變成了“規劃”。這
一變化意味著中國更堅定地告別計劃經濟。不過，名稱上的變化能有多大作用，還取決于政府的制度變革與官員的觀念轉變。
以“五年”為單位進行國家建設，乃是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象征，這種模式源于前蘇聯。中國自1953年起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初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規定了無數硬性指標，這些計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效力。因為當時政府控制著所有資源，計劃的范圍就可以做到無所不包，而政府正是根據這些計劃來安排資源。
不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仍然有“五年計劃”，但其計劃的色彩越來越淡薄。到了第十一五，“計劃”終于要正式變成“規劃”了。客觀的原因在于，盡管政府有形之手仍然伸得很長，但市場畢竟在發育，非公有企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政府盡管可以用政策影響、引導它們，但畢竟它們主要按照利潤原則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經濟格局發生變化之后，計劃實際上已經不能對大多數經濟活動主體產生足夠的約束力了。市場與社會自治已經有所發育，則政府所能規劃的范圍自然應予縮小。
因而，政府將計劃改為規劃，乃是順應時勢之舉。所改變的，不只是政府控制的程度，也包括政府控制和規劃的范圍。
原則上，政府所能規劃的，就是它能夠通過某種有效的途徑(比如立法和政策)，予以影響的那些事務主要包括社會、文化事業。在政府并不能直接控制大多數企業的格局下，經濟究竟能夠增長多少，充滿了不確定性，對其進行精確的計劃或者規劃，其實沒有太大價值。例外，當初制定十五計劃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目標為年均7%左右，而實際上近三年卻達到9%左右。假如五年規劃仍然把經濟發展作為主要內容，就會大大削弱其長遠的有效性。
僅從這個角度看，五年規劃的內容就會大大地不同于五年計劃。如果說，以前的五年計劃是以全面的、可量化的經濟指標為主要計劃對象，那么五年規劃就應當有所取舍，舍去關于經濟增長的具體預測，而把側重點放在那些很可能無法量化的非經濟指標，也即政府應當對民眾承擔責任的那些公共目標。從目前的民情來看，這種必要性更是顯而易見。市場本身已經逐漸發育，自然會導致或擴大不同群體之間在收入、福利等方面的差距。此時需要政府發揮某種平衡作用，通過各種合理而有效的財政轉移手段，使社會各個群體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從而維持一種較為和諧的社會狀態。這是一個基本上走出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所應承擔的正當職能。
需要指出的是，計劃經濟盡管在衰微，但計劃經濟的烙印一下子很難徹底抹去。近些年來，有些地方政府仍然延續計劃經濟時代的職能觀，將經濟增長簡化為GDP數字；為了獲得高GDP，有的地方政府忽視了自主創新，僅僅靠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投入，更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征地、拆遷、拖欠、改制等工作中忽視了部分弱勢民眾的權利，背離了“和諧社會”的目標。
由此而導致的結果是，經濟盡管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但某些群體、某些領域卻發展緩慢。比如，公共衛生體系及義務教育的現狀就令民眾不滿。通過什么樣的財政安排和制度變革，才能讓政府更好地承擔其自己的公共職能，這些可能正是五年規劃的新重點。
因此，計劃能否真的變為規劃，歸根到底，取決于政府能否更為清醒、準確地認識自己的職能，承擔起其分內的公共職能。這包括，建立和完善文明社會所需要的行政管理系統和司法系統，讓民眾的權利得到較為充分的保障；建立和完善必要的社會福利體系，讓民眾享有基本的尊嚴與體面。政府要履行這些職能，就必須建立公共財政體系，也需要進行廣泛的制度創新，這些正是政府的分內之事。人們期望五年規劃在這方面多下工夫，成為未來五年體制改革與公共財政建設的一份基本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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