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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0月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暴力襲警事件頻發已經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突出問題。公安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國公安機關因公傷亡民警3382人，其中因公犧牲170人，因公負傷3212人。在執法過程中遭遇暴力阻礙而犧牲的23人、負傷1803人，分別占犧牲、負傷人數的13.5%和56.1%。
針對近來屢屢發生的襲警事件，有專家建議增設所謂襲警罪。筆者認為，刑法中已
經明確規定有妨礙公務罪，警察執法顯然屬于執行公務的范疇，以暴力襲警阻礙執法無疑屬于妨礙公務的范疇，就沒有必要再增設所謂襲警罪，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人為地將警察執法視為特殊公務，將警察視為需要特殊保護的執法主體。
對于屢屢發生的襲警事件，筆者認為警察自身也要認真反思執法的規范性，要努力樹立親民形象，確立執法為民的信念，樹立執法公正、高效的形象，建立警民之間的和諧關系。另外，社會各界在監督民警依法履行職務的同時，應實現保護公民權利和維護民警正當執法權益的一致性，做到規范民警執法與切實提高執法權威、震懾犯罪的一致性。要以成熟、理性的心態對待民警的管理、糾章和處罰。當事人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對民警行使監督、申訴、控告的權利。公民對公安機關及民警作出的處理決定有異議時，可以向公安督察部門反映，也可以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法定程序和法定措施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筆者認為，少數專家增設襲警罪的呼吁實際上折射了片面夸大立法作用的“立法依賴癥”。動輒呼吁立法似乎成為近年來的一大時尚，每年的“兩會”都會出現大量涉及立法的議案或提案，其中不乏切實可行的高質量立法動議，但也不乏帶有非理性的立法沖動的議案或提案，提案人的初衷是好的，而其立法動議卻缺乏深思熟慮，因而這類議案或提案往往是非理性立法沖動的產物。諸如，有針對明星假唱的現象提出的所謂通過文化立法來禁止假唱現象。筆者認為，明星假唱的現象屬于行業自律和個人自律的范疇，屬于演員職業道德的范疇，假唱問題主要應當依靠行業自律和個人自律解決，而不宜泛法治化地寄希望于立法治理。還有，某位人大代表提出的所謂為鄰里關系立法的建議，有關部門和有關社會學專家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作為立法學專業背景的學者，筆者反對為鄰里關系專門立法，反對將本該由道德規范解決的問題交由立法解決，反對盲目的立法萬能論。
相對于“人治”和“無為之治”，法治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和科學性，是迄今人類社會所能建構的一種理想的權威性制度安排。然而，法治本身仍是一種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不是一切社會問題都能轉化為法律問題。我們在享受法治帶來的福祉的同時，也應注意消解法治的“話語霸權”所遮蔽的潛在的破壞性。我們應該把法律的領域還給法律，把道德的領域還給道德。
劉武俊，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員，《中國司法》雜志副總編。
《江南時報》 (2005年10月09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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