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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引領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是“十一五”規劃提出的重要思想和任務，也是解決前進中新的矛盾和問題的根本之舉。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我們還任重而道遠。據報載，去年全國每萬元GDP能耗為2.6噸標準煤，與2000年的2.77噸相比，5年來下降了7%。而另一組數據又告訴我們：去年
我國綜合能源消耗相當于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近6倍。這兩組數字說明，縱比，我們同自己的過去比，“十五”期間經濟增長方式有了新的進步，成績是可喜的。橫比，我們同發達國家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刻不容緩，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中央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有10多年了，然而近年來，在許多地方、許多領域，增長方式轉變依然不盡如人意，粗放的、低端的、雷同的產業仍占據著主導地位，而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項目卻屢禁難止。這一現象不僅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有，就是領改革開放之先的東部沿海也同樣存在。前不久，“長三角”經濟首次出現的整體增速“滑落”為人們敲響了警鐘：靠拼土地、拼勞力、拼投資的外延式增長方式，已難以再支撐經濟持續高速前行。
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現實國情，也不允許我們繼續走粗放增長的路子，否則能源、資源將難以為繼，生態環境將不堪重負。這絕非危言聳聽，有數據可佐證：2004年對國內500個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有290個城市空氣質量達不到國家標準，119個城市超過三級標準，50個城市的環境功能區水質達標率不足50%，部分城市飲用水水質達不到標準。由此可見，以犧牲環境、破壞資源換取一時經濟增長的做法不可取，代價太沉重，得不償失。
要想避免和克服傳統發展模式帶來的諸多問題，我們必須從根本上轉變以追求速度為主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代之以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趟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保持發展的速度，更要改變發展的模式，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許多地方的經驗表明，要徹底改變片面追求GDP增長的發展觀、政績觀，走內涵發展之路，治本之道，則要轉換政府職能，將政績考核的重點轉向加強市場監管、建設經濟環境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上來。最近，東北三省提出了拒絕“黑色”GDP的響亮口號，浙江也開始從“成長的煩惱”中猛醒，探索一條低耗、高效的發展路徑。這表明，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看清了粗放型增長方式的危害，正在更新發展思路。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志的高新技術革命來勢迅猛，高科技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越來越快，高新技術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實踐告訴我們，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提高產業結構的層次，發展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尤其要努力打造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強勢產業，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從根本上說，目前體制上存在的諸多弊端，是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障礙。比如，市場價格不能反映真實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嚴重浪費；再比如，投資體制不合理導致了建設規模的盲目擴張；還有，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以及低地價甚至“零地價”政策，促使耕地急劇減少等，都是導致粗放型經濟增長和資源浪費的根源。轉變增長方式，發展集約型經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解決深層次矛盾，為其發展提供體制和政策保障。
當然，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還要力避一刀切和急功近利的心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全國各地區、各行業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但我國地區發展、產業發展很不均衡，不可能也不應該按照一種模式“生搬硬套”。比如東部發達地區迫切需要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但考慮到我國勞動力眾多、整體素質還不高的基本國情，有些地方還應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但也要注重提高科技含量，對消耗高、污染重、技術落后的工藝和產品應堅決淘汰。這里還需要強調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絕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是“另起爐灶”，要學會在“游泳中換氣”，在改造中創新。惟有如此，才不會脫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正確軌道。(來源：《半月談》 王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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