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經濟對宏觀經濟沒貢獻 終結還是繼續

    本報記者 張慶源 實習記者 李天勝 北京報道

　　1999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簽發增加五一、十一和春節假期的文件的時候，不會想到一個最終創造了數千億旅游收入的市場大門已經悄然開啟。這個后來被稱為黃金周的長假涌現的井噴式的旅游行情，在中國剛剛走出亞洲金融風暴陰影的時候，為中國經濟增添了一層亮色，而在隨后的7年里，它在不斷改寫著自身紀錄的同時，也不斷地承受著各種爭議

。在質疑聲和肯定聲的交匯中，它的生命力似乎依然強勁。

　　它還能陪伴中國人多少年，會有告別的那一天嗎，我們又將以怎樣的心情來跟它說再見？也許，正如它來時的偶然一樣，當它遠去的時候，我們也會坦然地接受。

　　巧合創造歷史

　　1999年，50周年國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在9月份簽發文件，宣布全年增加五一、十一、春節各一天假期，國慶的一個雙休日加一天變成了三天。那三天的旅游熱，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雖然那已經可以看作黃金周的預熱。

　　真正的變化出現在2000年五一。按照

　　這一個巧合就此創造了歷史。

　　7年后，提起2000年五一黃金周，國家旅游局綜合協調司副司長劉小軍用了一個詞——慘不忍睹。有三個事例后來被國家旅游局的官員常常提及。第一個是北京八達嶺堵車7小時，有的車從北京城里開一天硬是到不了

　　來自沈陽的導游趙先生當時正好帶團在張家界。他說，當時張家界的情況可以用“恐怖”來形容，張家界酒店、旅店很多，但那時候許多旅客都沒有地方住，許多人干脆跑到區政府的大院里，要求解決住宿問題。

　　7天的假期，全國人民出游4600萬人次，花了181億元。劉小軍說，“政府從這個七天假期中發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家出游的愿望原來這樣強烈，另外一個就是，這也許還是個發展經濟的機會。”

　　1999年，中國還沒從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中走出來，當年GDP增幅為7.1%，朱镕基總理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政府可著勁花錢不說，還為公務員加了薪，目的只有一個，刺激內需。

　　假日經濟由此而生。就是在這個五一之后，國務院委托國家旅游局起草一份文件，內容是前后搭橋設置黃金周假期，而后，國務院向各個部委轉發了這個文件，這就是國辦發[2000]46號文件。8月26日，由國家旅游局、原國家計委、原國家經貿委、公安部、交通部等14個部委組成的“假日辦”正式成立。

　　劉小軍副司長說：“實際上，政府當時考慮設立黃金周假期，一是照顧到大家的旅游需求、保證了公民的休息權；你說有沒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也有。”

　　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曾表示，黃金周的實行確實改變了勤勞樸素的中國人的生活休閑方式，培養了大批國人定期休假的習慣，確實使中國人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而他是后來堅決主張停止黃金周的人之一。

　　全民度假

　　國民的出游沖動陸續開始在一年中的三個黃金周釋放。剛開始的幾個黃金周，在東南亞的一些地方，幾乎全都是中國人的身影，在吃飯的地方，上一隊中國人吃完了，下一隊中國人在等著接上。2000年，中國國際旅行社銷售量最大的一個黃金周的收入大約占全年收入的1/4到1/3。

　　中國國際旅行社門市總經理宋軍說，當時真是游客爆滿，客房、客票都相當難預定。國旅社當時有800多名員工，平時在第一線帶隊的員工不過七八十人的規模，但在黃金周期間，一下子組織了400多人到一線去帶隊旅游，不管是做財務還是做行政，有導游證的都去帶隊了。

　　2001年的沈陽，數不清的導游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有證沒證的，兼職專職的，素質高的和素質低的全部上馬，導游仍然非常緊俏。導游趙先生說，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沈陽的旅游市場開始火爆，秩序也越來越混亂。

　　伴隨著出游高峰，問題如影隨形：交通運力、社會治安等人口遷徙的問題開始突出起來，公路、鐵路和航空等，都集中承受著巨大的負荷。2003年的十一，趙先生接了一個團到鞍山本溪，那是從哈爾濱來的一個旅游團。一輛限載30多人的汽車，硬是擠了64個人。

　　今年十一黃金周，首都機場每日起降飛機架次已經達到968架次，而整個機場極限滿運架次是1000架。

　　這樣的窘境確實影響了人們出行的質量和興致。今年國慶從山西來北京的劉女士說，她們從山西長治坐長途汽車到北京，平時只要120元，現在已經漲到了180元。在北京，他們還幾乎找不到旅店，因為到處人滿為患。

　　2005年十一黃金周首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游客超過了70萬人，像往年一樣，廣場成了人的海洋。而在近幾年的黃金周期間，一些著名景點對旅游人數進行控制已經成為慣例。

　　在這樣的局面下，人們對這個假期的態度慢慢變成了“又恨又愛”。在天安門旅行的工人出身的王先生說，下次如果人還這么多他們就不來了，而他的妻子則說，下次還是會來，因為一家人只有黃金周能聚在一起。他們還表示，如果政府出臺強制帶薪休假制度，他們都會很贊成。

　　終結或者繼續

　　從統計數據來看，7年黃金周，截至2005年五一黃金周，14個黃金周的旅游收入為4292億元，中國人出游人數達10.7億人次。黃金周的含金量可見一斑。但是，現在國資委研究中心任宏觀部部長的趙曉一開始就認為，所謂假期的消費只是時間上的轉移，只有收入的增加和消費傾向的變化才能引起總消費的增加，所謂的“假日經濟”對整個宏觀經濟是沒有貢獻的。

　　今年十一黃金周選擇回江西老家的趙曉說：“我大概是當時惟一批評這個政策的學者，作為我個人來講放假我當然愿意，但是這不能說成是拉動經濟的理由，我覺得這還是搞慣計劃的官員做出了這樣一套制度，憑感覺設置了這樣的政策。”

　　國家旅游局綜合協調司副司長劉小軍說，這種說法被叫做“水平位移派”，是反對聲音中的一派。劉并不認同這種說法。

　　劉解釋說，比如一個家庭平均收入的30%-40%用于自身生活必需的支出，剩下的用于存款等

　　在劉看來，這樣的政策實際上也暗合和順應了一種規律——一般意義上，在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會集中出現出游的傾向。

　　但是經歷7年風雨之后，黃金周似乎也已走入一個平穩期。現在，一個黃金周的收入大約占中國國際旅行社全年銷售份額的1/8。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德謙認為，這種增速的趨緩，是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之后的正常現象。

　　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不否認黃金周曾經的作用，但是他認為，黃金周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隨著黃金周旅游人數的增加，導致社會的運營成本越來越大，并且已經到了一個極限。

　　2004年，王輝耀在《經濟觀察報》發表了《中國公眾假期存在弊處應優化》一文，后來這篇文章被輾轉送到了國家旅游局。當時，外界對黃金周的質疑聲音已經此起彼伏，旅游局專門為此開了一個會，討論黃金周是否應該取消。會議的結果是決定繼續。

　　王輝耀說，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有助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現在的黃金周起不到優化社會資源的作用，同時導致很多企業不愿意推行帶薪假期。在他看來，黃金周制度其實是政府缺乏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經驗和缺乏全國性長時間全民統一放假模式管理的表現。

　　不過在旅游部門的官員看來，取消黃金周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十一期間正在全國假日辦值班的國家旅游局政策法規司處長周久才說：“如果現在取消黃金周這樣一個休假，大家肯定不會同意。”他說，我們在討論是不是取消黃金周這個問題上，應該看到背后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不能只在表面上反對或者贊成。

　　周經歷了歷次黃金周的假日值班。在他看來，假日辦成立至今，假期情況還都是比較平穩的，“盡管問題隨時出現，但大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10月1日，國家旅游局局長邵琪偉結束了對北京旅游一線的檢查之后，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說，從眼下看，黃金周最突出的矛盾還是交通運力的問題。黃金周從誕生起到現在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貫的。在現代社會里，人們的工作壓力很大，這使得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旅游在客觀上起到了舒緩人們壓力的作用，使得人們身心愉悅，這也為實現和諧社會起到了相當的促進作用。

　　邵琪偉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地去實施帶薪休假制度。之所以沒有以強制的形式全面實行，是因為中國人均GDP目前只有1000多美元，各個地方發展還很不均衡，像一些地方的工廠只能解決生存問題，不能很好地考慮更多的問題。“要求全面實現帶薪休假的條件還不是很充分，在現實上也還是有困難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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