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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兩條涉“醫”新聞被擱在新聞網站的醒目位置：一是國家發改委宣布降低22種藥品的最高零售價格，平均降幅40%左右，最大降幅達到63%，按這些藥品現在的銷售量測算，降價金額約40億元(9月28日日新華網)；二是喪失醫療保障，一個小康家庭從富裕跌入赤貧(9月28日《中國青年報》)。這兩條新聞串在一起來看，恰好看到關于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兩個側面，一是看病吃藥，二是醫療保障，也就是“醫療”與“醫保”。
這次藥品降價，是1998年以來我國有關部門發布的第17次藥品“降價令”了，降價理由是“因為這些藥品臨床應用比較廣泛、價格虛高空間較大”。我不知道今后還要折騰多少次降價，這不免讓人想起俄羅斯一男一女先后兩位著名撐桿跳高運動員破紀錄的“操作手法”，那就是一點點一回回一厘米一厘米地破，絕不一步到位，從而獲取最大化利益，當然，他們這都是合法的。若干年前，針對一次“藥品降價”，我曾經在《三聯生活周刊》刊發評論問道：所謂大幅度藥品降價，是現在讓利還是過去牟利？我希望相鄰事物之間，都要清晰地區分“邊界”，“現在降價40億”與“過去牟取暴利40億甚至遠遠不止40億”是要清晰地區分開來的，否則大抵只讓公眾傻呵呵地看到“為百姓減少40億元抓藥支出”的煌煌政績。
“從小康跌入赤貧”，是中青報著名的《冰點》欄目刊出這個長篇報道時的標題，報道敘述了一段個人家庭的災難史——一個小康家庭因喪失醫療保障而墜入深淵。父親、母親和兩個兒女組成的家庭，因母親得了尿毒癥、后來父親又得了晚期胃癌且在心力交瘁中去世，急遽跌入了赤貧。母親盡管是在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工作，但其醫藥費“一分錢也不能報”，單位只是給職工發放一丁點醫療費：按工齡不同每人每年分別發給30元、40元、60元！沒有“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家里拿不出救治尿毒癥的巨款怎么辦？跪在街頭乞討、向社會求助、望媒體幫忙……只能這樣。所以當中青報記者決定采訪報道時，得到的短信回復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共有六七十個“謝”字！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很清晰的，就是沒有“醫保”！老百姓“生不起病”的感嘆，不僅指向“看病貴”，更是指向沒有醫療的保險保障！
其實，就整個社會來說，盡管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還是有能力治療重病大病患者的。舉全家之力其力有限，舉國家之力其力巨大，舉全社會之力其力當然是力大無比，問題就在缺乏良好的制度安排，沒有能夠讓“國家之力”與“社會之力”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來保障其民眾，而要百姓依靠有限的家庭之力去承擔與籌措重病大病的治療費用，于是我們到處看到“求爺爺告奶奶”的情形。著名媒體人胡舒立在8月8日的《財經》雜志上撰文，認為建立覆蓋全民的一體化醫療衛生體制是不可行的，提出謹防醫保改革刮起“共產風”，不能搞“全民醫保”，胡的觀點受到了諸多的質疑。盡管胡舒立分析了一連串的數據，其實她根本的盲區就是忽視了在發展中的中國以整個社會之力，是足夠能為重病大病患者支付主要費用的。我們缺少的正是讓百姓全民“共享發展”、“共享保障”的機制。機制的缺失，有財力的“爺爺奶奶”也只能憑借你個人之力去“求告”了。
“看病難”是百姓對看病就醫不滿意的籠統說法。如果清晰地區分“難”的根源，那就是“醫療”與“醫保”兩個領域的缺陷，前者是看病抓藥之貴，后者是費用保障之缺。這兩者的疊加，就形成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危重形態。我們必須清晰地看到，“醫療”與“醫保”這兩個領域是有著巨大的區別的，對于行政管理層面來說，它們也屬于不同的范疇：“醫療”歸衛生部門管，“醫保”歸勞動人事部門管。自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交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報告，指出“醫改基本不成功”以來，醫療體制究竟怎么改，就很困擾人；而“醫改市場化是方向性錯誤”這個籠統的提法，簡單地掩蓋了一切，模糊了“醫療”與“醫保”的界線與界限。設計醫改制度之前，必須清晰地區分“醫療”與“醫保”，就如必須清晰地區分“醫”與“藥”的不同一樣。
為了避免百姓“從小康跌入赤貧”，零敲碎打地一次次折騰藥品降價是不夠的，碎打零敲地一次次讓媒體通過報道呼吁為重病大病患者捐款也是可憐的，而必須在“醫療”和“醫保”這兩個領域分別對癥下藥，致力治本；醫改要走上正途，套用“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這句話來說，就是要“醫療的歸醫療、醫保的歸醫保”，不可“胡子眉毛一把抓”。
(稿源：紅網)
(作者：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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