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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了一個尿毒癥患者家庭從小康跌入赤貧的故事。從1997年至今，8年多來，患者的丈夫和兒子——他們的職業分別是會計和教師——用舉債、下跪乞討等方式，頑強地與噩運抗爭，努力維護著患者的生命。去年，那位可憐的丈夫已在心力交瘁中率先撒手人寰。目前，月薪只有800多元的兒子獨力承擔著母親每月數千元的醫藥費。
記者的筆觸是冷靜的。但讀罷，卻令人唏噓難抑，淚沾衣襟。有兩個問題揮之不去:其
一，在全國，這樣的患者和家庭還有多少？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其二，更重要的是，從基本的道德邏輯出發，對這樣的不幸者，他人有沒有必須救助的理由？對這樣的家庭，社會或政府有沒有責任或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進一步說，有沒有從制度上法律上拯救這類病人及其家庭的可能性？
我注意到，對現在人們的看病貴就醫難，對因病返貧的現象，人們大多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利益至上的醫療機構，指向不成功的醫改，指向醫保制度的不完善。但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批判指向由于經常陷入某種無法自解的困境，而顯得缺乏力度:比如，由政府部門全包全攬公費醫療，是國家所背不動的。而醫療機構也在辯稱:應用新的醫療技術和新型醫藥，本身成本就比以前的治療方式高出許多。
應該說，從當前的情況看，這些理由成為有關方面抵擋批判時相當有力的一個盾牌。于是，人們經常能夠看到，醫療機構是如何冷漠地面對著某些患者的哀號，一些家庭是怎樣因為一場疾病就陷于困苦的深淵。但是面對這樣的悲慘世相，人們往往只能灑一掬同情之淚或盡些綿薄的捐助。
其實，從人道主義和普遍正義的觀念出發，應該大力申明的一點是:救助貧窮的患者，讓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人道的救治，讓每位患者的家庭不是只因為出現了一名病人就陷于無邊的貧困，是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想，這一理念，應作為被不堪承受的昂貴醫療費用所傷害的人們爭辯的邏輯依據。
從這個基點出發，我們不必、也不能要求政府將所有的病人都包起來，但那些貧窮家庭的病人，政府是必須要管的；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一個底線是:如果一個病人已陷于缺醫少藥的地步，并使其家庭陷于貧困，則政府和社會就應承擔起相應的救助義務。至于對有自救能力富人的救助，應在完成對窮人的救助之后。
然而，看當前醫保等制度的設計思路，卻并不符合這一原則——當前的設計，顯然是更注意和照顧那些體制內的人群，越是收入高、職位高的階層，其醫療保障就越完善。相反，在廣大的農村，那些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所得到的醫療保障卻十分微弱，甚至只是淪為一種形式。如8月25日《新京報》曾經報道，在北京房山所推行的一項針對農民的醫保制度，居然有患者花去了2000多元醫藥費，卻只能報銷10元！
醫保制度，應該首先致力于解決窮人的看病問題——按當前國情，甚至可以只解決窮人的看病問題。唯其如此，才是一個妥切的思路；也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人人幸福安康的和諧文明社會�！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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