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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的《文匯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休眠的政策何時才能被喚醒》的文章，對制度安排中“早已不合時宜，居然到如今還管用”的政策休眠現象進行了批評，文章舉了三個例子:探親假制度，早已不能滿足當下“空巢家庭”越來越多的老齡化社會要求；家庭出身問題，都什么年代了，升學、求職、入黨、參軍填表時往往還有所謂“家庭出身”一欄；差旅費報銷標準，物價早已今非昔比，然而差旅費標準卻始終如一。文章認為，政策休眠現象折射出某些政府部門的行政不作為。
一石激起千層浪，從該文章轉載到網上被網友關注的熱情來看，“政策休眠”這個名詞在社會中激起了相當大的共鳴:仔細考察影響公共生活的那些政策，休眠現象太普遍了。
筆者隨意搜索一下就發現了很多“休眠政策”:國家飲水標準20年未變，飲用水已經對居民的健康構成威脅；廣東特級教師津貼標準10年未變，每月還是80元；民航賠償標準10年未變，貨物還是論斤兩理賠；空難理賠標準已有12年未變，7萬元的賠償額度無法體現對空難人員的保障；個稅800元起征點25年未變，最近才提上提高議程……
可以看到，這些“休眠政策”都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中國社會正處于變化最快的時段，諸種政策本該適時而變，政策“休眠”，是對公眾應得福利的一種變相剝奪，比如隨著物價升高，如貧困標準不變的話，弱勢群體的生存就很成問題。
筆者在瀏覽資料時發現一個現象:政策存在休眠現象，相應地，也存在著亢奮現象——即相對于不作為，存在一種過度作為的政策變化。貧困標準許多年未變，可是，美容美發業的標準都改好幾次了，商務部去年就提出美容美發企業將與酒店一樣實行等級評定制度；與每個百姓健康密切相關的飲用水標準20年未變，可為了一個小小的月餅，多個部門都爭著變化月餅行業標準，保質期、工藝、包裝、名稱等，都有非常具體的規定。還有香煙、酒類甚至蛋炒飯標準等，部門的關注過于亢奮，標準的變化過于亢奮。
為何存在這種休眠與亢奮的差別？顯然，是出于利益考慮。像飲用水標準、稅收起征點等屬于公益事業，在其上的“作為”是需要政府部門付出的，為了避免“付出”，就讓它們休眠吧；而像美容美發、月餅等等，把握住標準的制定和修改權是能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制定標準就是發放許可證)，所以自然就亢奮地“作為”了——休眠與亢奮的反差中，映襯出的是一些政府部門的勢利，在能給自己帶來利益的事情上急吼吼，有公益而無“利潤”的事情上慢吞吞。
前段時間媒體在熱議“和諧成本”的話題:社會弱勢群體利益分享不到改革成本，嚴重影響了社會和諧。對此，政府應變被動解決問題為主動支付“和諧”成本，通過利益協調，理順社會群體利益關系——顯然，及時地修改那些跟不上時代的公共政策是支付和諧成本一個最重要的路徑:通過修改，增加供給弱勢群體應得的福利；通過廢止，去除那些桎梏百姓發展的政策；通過增加，讓更大多數的人享受到改革利益。□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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