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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忠
交通部部長張春賢9月24日在南京讓記者捎話給社會各界：“作為交通部部長，歡迎大家對我進行廉政監督。”張春賢還要求全國各地交通廳、局長和有關部門的主要領導干部：“要學會并習慣在被監督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9月24日新華網)
交通部門近年來一直是腐敗的重災區，短短幾年中，全國已有十幾個省區的交通廳廳長在公路建設工程中因貪污受賄而被判刑，如此背景下，張春賢部長作這樣的表態當然值得贊賞。
但在贊賞之后我卻發現，對張部長歡迎大家做的事———“對我進行廉政監督”，似乎根本無從下手。我既不知道部長權力的邊界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這權力是如何行使的，既不知道部長的收入是多少，也不知道部長的夫人和子女都從事什么職業……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無從監督。
公開、透明是可監督的前提條件。但我們的官員，不論在權力運行上、還是家庭財產申報上，都遠遠稱不上公開、透明。權力不透明給不少官員搞暗箱操作提供了太多的方便，而財產不公開，則讓監督部門和公眾無法掌握官員的收入狀況。歡迎監督，但事實上又無法監督，非但對部長級高官無法監督，對科級“低官”同樣無法監督。這正是監督的現實處境。
交通蛀蟲張昆桐曾提出過一個很具感染力的口號：“讓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石發亮也提出過“一個廉字值千金”的口號。兩名前廳長當年既然敢說這樣的大話，想必也是歡迎別人對其本人進行監督的，但他們卻成了大搞腐敗的貪官。
交通建設的投融資、招投標、資金運行管理和監督體制上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投資、建設、管理、使用“四位一體”，交通廳廳長往往身兼高速公路公司的董事長，亦官亦商……這些都是交通部門腐敗多發的根源所在。但歸結起來，問題還是出在權力不可監督上。因為權力不可監督，掌握權力的制度設計者才設計出了破綻百出的制度。
要讓權力是可監督的，必須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作支撐。比如，儲蓄實名制和財產申報制度等的實施，以此來讓官員的收入和家庭財產情況透明。要讓權力是可監督的，公眾對官員權力的獲得要有足夠的話語權，讓民意成為決定升降的最重砝碼。
監督不是官員歡迎不歡迎的問題，而是其必須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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