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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
全國各地整頓官煤勾結的工作遇到了“抵抗”。有媒體報道，在國家六部委聯合發布有關“清糾”的緊急通知，明確公職人員主動從官煤撤股的最后期限來臨之時，內蒙古全自治區竟沒有接到一起公職人員主動從煤礦撤資的報告。不僅如此，某礦老板還透露了某些官員的“肺腑”之言，表示即使自己丟官，也不會撤股。
如此情形，不光是發生在內蒙古，其它地方如湖南、山西等地，大限已到但卻沒有官員主動撤資的消息也不斷傳出。即使是在業已查出的全國一些典型官煤勾結大案中，也沒有一件是黨政官員們“自首”，相反基本都是通過群眾舉報而查獲。“清糾”工作頭炮啞火，原因到底何在？
首先是因為官員們坐享“紅利”的誘惑力太大，極少有人愿意“棄暗投明”。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選擇自己的政治仕途還是選擇誘人的“錢程”，官員們的抉擇毫不猶豫，非常現實。在一些參股煤礦的官員看來，與變化莫測的政治前途和相對微薄的薪水相比，眼前實實在在的“錢途”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正如業內人士比喻的那樣，這東西比搶銀行都來得快，并且不承擔任何風險，天下哪有比這更好的差事？與之相比，一頂烏紗帽又算個啥？
其次，官員們參與現有煤礦運作的隱蔽性，也給了他們對抗政策的底氣。在目前煤礦等許可證管理體制下，官員們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管制權力來尋租，根本毋需拿出真金白銀。所以在目前的很多官煤勾結案中，官員們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投資，大都是以手中權力為煤礦老板開方便之門，礦老板則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方式為官員們提供利益和好處，名曰“干股”，不留痕跡。在這樣的一種現實邏輯下，既然無真憑實據，也難怪某些官員敢于放手一博。
再者，某些官員也存在一定的僥幸心理。“法不責眾”是國內很多領域都存在的一種特有現象，實際上也成全了違規腐敗者們的一種潛在預期。以往的一些經驗告訴他們，當某種違規行為達到“眾”的程度時，“法”就難“責”了，比如公款吃喝，比如超標用車、公費旅游等等，這些雖都為黨紀國法所不容，只因已成普遍現象，違規違法也就不再是問題。官員們難保不會這樣想，既然煤礦領域中存在的官商勾結、貓鼠同眠已基本成普遍現象，投資煤礦的官員肯定如過江之鯽。比自己入股多的官員多了去，他們都還沒撤，即使最后一不小心被查出，還能把自己怎么樣？
在各界普遍認為的官煤大限已至的情況下，參與其中的官員們遲遲不愿坦白，這究竟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應該說，有關部門針對煤礦領域中的官商勾結這一普遍現象，對公職人員參股進行限期清理，算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但找準了病根并不等于一針就可以立馬痊愈。尤其在煤礦領域官商勾結業已根深蒂固、成為業內潛規則的情況下，僅憑一紙紅頭文件，就想讓深陷其中的黨政官員們坦白從寬，束手就擒，無疑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官員參股煤礦，其中的情況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復雜。如果不從各方面多摸摸底，多考慮一下技術方面的可行性因素，在找到病因的基礎上對癥下藥，治理整頓官煤這一重大戰役無疑會拖得比較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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