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治官商勾結 必須伸張民權　

　　中國觀察之曹林專欄

　　9月22日是投資入股煤礦的官員撤資的最后期限。就現狀而言，“9·22大限”似乎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中國青年報》報道了“內蒙古沒有一名公職人員主動撤資”的消息后，當地有關負責人解釋說，他們的整改期限延至10月。延期的不止內蒙古，許多省市的整改工作都另出時間表:河北的清理工作將于9月30日結束，河南的撤資日期延至10月10日，

貴州的整治行動持續到10月中旬。嚴肅的國家政令在執行過程中，變成了可拉伸的“橡皮筋”。

　　中央權威與地方保護一直以來的矛盾和沖突，在此次撤資令中，從隱秘走向了公開，從間接沖突走向了正面交手，從局部走向了整體。面對挑戰，中央該怎么辦，拿什么來整治地方保護下羽翼豐滿的權貴資本？

　　先要弄清楚為何出現這種沖突。顯然，是中央與地方不均衡的分權導致了時下的亂局。中國的改革史，可謂一部中央與地方博弈分權的歷史。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中央集權，改革計劃經濟，當然要分權，可正如一些專家所言，我們分權實際上走的是“行政性分權”，而非“經濟性分權”或“市場取向的分權”——分權是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而非社會間進行的。這種行政性分權在短時期中的確調動了下級政府的積極性，但很快暴露出既損害計劃經濟所要求的政令統一，又促成“諸侯經濟”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弊病。

　　在行政性分權下，改革使獨立企業得以建立，然而相當部分的資源，如生產資料、土地、投資和信貸資源仍然在行政性分權的羽翼下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于是，許多經濟體成為尋租活動的大溫床——

　　找到了“行政性分權”這個癥結，那么中央是不是可以通過“收回權力”來對待地方“諸侯”？此路是行不通的！因為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性，在一條路徑上走得愈遠，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行政性分權走了這么多年，不少地方在利益中已陷得很深，中央如不顧地方利益感受貿然行事，很可能導致雙輸，畢竟，地方發展還得依靠地方政府——筆者認為，在這種投鼠忌器的治理困境中，只能通過“伸張民權”的路徑來約束“諸侯”過大的權力，從而捍衛中央權威。

　　以治理煤礦中的官商勾結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非常奇怪的局面:中央對官商勾結除之而后快，老百姓對官商勾結也是恨之入骨，惟有某些地方政府態度曖昧——中央和民眾的痛恨，為何不能形成一種約束地方的合力呢？顯然，因為老百姓手中的權利資源是相當稀缺的，他們雖然痛恨官商勾結，但這種痛恨，因為權利的貧困，不能轉化為一種與中央意志合作的力量。

　　這暴露出改革分權的問題，我們的分權，是集中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而很少在中央與社會公眾間進行，中央固然要通過地方政府實現政治傳播，但更要通過賦權予民來約束可能異化的地方權力。在目前的分權格局中，地方權力既很少受到來自下面的監督，又很大程度脫離了中央的約束，所以敢想方設法拖延國家政令，國家政令也就陷入執行僵局。

　　惟有“賦民權”才能打破這種不均衡，“賦民權”實際上就是一種把中央和公眾直接聯系起來的制度安排，通過賦權予民，公民與國家之間有了一種直接的政治關系；通過賦權予民，公民獲得了一種監督地方權力的權利，上的傳播與下的監督共同運轉，才能有效地阻止地方權力的異化。韋伯早就深刻指出，社會經濟發展越是多元化，中央權力就越有必要通過賦權與民眾聯合，否則必處處受制于各種地方或集團利益。

　　(作者系《中國青年報》編輯)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