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貿易摩擦背后的金融博弈

　　記者 卓尚進

　　美國政府9月中旬宣布美中兩國將進行新一輪紡織品談判，這將是中美今年內第五次重開兩國間紡織品貿易談判。

　　9月23日，七大工業國(G7)的高級經濟官員會議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應美國財政

部長斯諾的邀請，中國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席會議。這是中國在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后參加的第一個高級別國際財經會議。

　　在9月下旬接連召開的這兩次會議，十分明顯地把國際社會關注的貿易與金融話題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綜觀近幾年來中美和中歐之間在經濟兩個最重要的領域即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分歧與矛盾，呈現出一個很明顯的特點———貿易摩擦與金融博弈時時交叉在一起，在貿易摩擦的背后隱藏著兩國或兩個地區金融利益的博弈，在金融戰略的背后折射出兩國或兩個地區貿易與經濟利益的較量。

　　反反復復的壓力

　　中美兩國新一輪的紡織品談判，美國希望會談能達成協議以調節中國紡織品出口量。

　　而七大工業國(G7)的高級經濟官員會議，將討論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等問題。據說，美國財長斯諾希望“中國有必要作出明確表示，承諾當前的匯率制度將給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靈活性。”這實際上是斯諾今年上半年在國會作證時所作表示的一種翻版，他當時說：確保中國邁向靈活的匯率制度是布什政府打算處理的最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之一。

　　G7國家再提人民幣匯率問題，原因很簡單：自人民幣7月21日宣布升值2%，并允許根據市場供求狀況浮動以來，西方國家擔心的對華貿易不平衡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相反，今年前8個月中國貿易順差超過了600億美元，遠遠高于去年全年水平。而貿易逆差給美國國內部分工業如制造業和紡織業等利益集團及其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團帶來了壓力和借口，他們指責由于中國的人民幣幣值低估和貿易保護主義而造成了美中貿易逆差，并由此造成美國國內失業率的上升和部分制造業的損失。由此向美國政府和議會施加壓力，而執政黨出于選票的需要，轉而對中國持更強硬的立場，一再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或人民幣匯率有更大幅度的浮動。

　　因此，這已不是一次、兩次出現的國際現象，而是近幾年甚至于將來一個較長時期反復出現的現象。其給中國進出口貿易平衡增長和人民幣匯率均衡穩定帶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壓力。

　　盡管7月21日中國開始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但是中國與美國及歐洲等西方國家間貿易的不平衡關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貿易摩擦將是常態，其后面的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大小將始終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指責的“標的”或攻擊的目標。

　　中西貿易不平衡

　　引發國際金融政策調整

　　當代國際經濟史表明，大國之間國際貿易不平衡常常引發國際金融政策的調整。由此不難理解，不斷擴大的美中貿易逆差引發美國政要屢屢向人民幣匯率施壓，中國因勢利導推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據專家分析，貿易逆差在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一直具有標志性意義，而且引起美國金融政策和戰略的調整。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20.24億美元，當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對外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并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維持美元地位。自此，美國一直將貿易政策與匯率政策、貨幣政策等金融政策綁在一起來考慮，其目標是為了維護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及美國國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貿易呈現出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至1984年達到1233億美元，其中對日本逆差達368億美元，占其全部貿易逆差的30%。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西方5國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此后，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到1987年2月西方6國簽訂“盧浮宮協議”時，已升值到1：150的水平。日本以此為轉折，進入了泡沫經濟時代，并最終導致經濟泡沫的破滅，日本經濟進入長期蕭條。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中國進口貿易并沒有呈現單邊快速增長的局面，而是與出口貿易一道快速增長，以至于中美貿易順差連年增長。由于中國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經濟結構上的差異和互補性，中國出口到這些國家的商品大部分是紡織品等初級加工制品，價格低廉。這給美歐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優惠。但是美國、歐盟出于本國經濟和金融利益的保護，并迫于政治上的壓力，一再舉起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不斷升級，要求人民幣升值。

　　今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將人民幣升值2%。兩個月的改革實踐證明，人民幣匯率實現雙向浮動，遠期市場升值預期幅度有縮小的跡象。這一改革不僅有效地化解了西方國家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而且為中國處理與美歐國家的貿易不平衡提供了有利條件。

　　美元和人民幣的變動

　　除了平衡美中和歐中貿易關系，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圖或長遠目標，即維持美元和歐元的強勢國際貨幣地位，以此鞏固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優勢，使國家和地區綜合經濟利益最大化，與此同時遏制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

　　今年5月，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的署名文章稱，美國不應遷怒于中國。中國的繁榮使日本擺脫了經濟衰退，并促進了全球的繁榮。近年來，全球經濟的增長近三分之一(按購買力來計算)是由中國創造的，而美國只創造了13%。中國現在切實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一部發動機，并對世界經濟新格局和經濟新秩序的形成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有專家分析指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美國政界要員在多種場合呼吁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進一步開放市場，其實質是要求中國分擔世界經濟調整和美元貶值的成本。

　　戰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呈現出一個由弱變強、再由強變弱的歷史趨勢。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力迅速上升，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到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隨之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美元自此走上一條反復下跌的衰落之路。為此，美國一直要求日、德等國通過調整匯率和開放國內市場，與美國共同擔負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責任。正是迫于美國的政治壓力，1985年9月，英、法、德、日與美簽訂了“廣場協議”，同意5國共同干預國際匯市。此次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把美元價值降下來，使美國商品在世界市場再次具有競爭力”。

　　在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高速增長后，美國經濟從2001年起進入調整期，“雙赤字”即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美元亦震蕩走低。美國政府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實行“口頭上保持強勢美元，行動上允許美元走弱”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曾在金融上給美國以強大支持的日本，由于國內經濟停滯不前，深受日元持續升值之苦，因此實行抵制日元升值的政策。為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和區域綜合競爭實力的增強，新近崛起的歐元對美元等反復升值，自2002年初至今對美元已升值約30%左右，對經濟復蘇造成了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必然會對經濟正在崛起、人民幣幣值堅挺的中國施壓，要求調整人民幣匯率，更多地承擔世界經濟調整和美元下跌的成本。

　　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與亞洲、美國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貿易呈現出全方位快速增長的趨勢，中國國內經濟保持了長達20多年年平均增長9%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日益增強。以此為支撐，人民幣幣值長期穩定，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人民幣常常充當結算貨幣。按照目前這種趨勢發展，以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為基礎的人民幣在亞洲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將穩定地上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必定要求人民幣匯率融入國際貨幣大家庭之中，擔負起相應的職責，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將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逐漸使之市場化和國際化。

　　實行金融和貿易政策有效組合

　　9月5日晚，在北京飯店，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和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分別在準備好的《磋商紀要》文本上簽上名字，標志著中歐在紡織品滯港問題上達成公平合理的解決。但這只是中國與歐美之間國際貿易不平衡關系發展史上處理矛盾的一個暫時結果，爭端或摩擦將繼續發生，畢竟中國的經濟正在崛起，迅速增長的中國貿易和中國金融將不斷地改變世界貿易和世界金融的格局和秩序，而這將不可避免地遇到西方發達國家各式各樣的遏制。

　　貿易與金融是國民經濟不可分割的兩個重要領域，在一國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及對外開放的初期，就其對一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來說，貿易的重要性和作用要超過金融，但是在完成工業化后及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歷史新階段，金融的重要性和作用要超過貿易。

　　一國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隨著商品競爭力的增強和貿易順差的擴大，必然會遇到要求本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并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和貿易政策形成牽制。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相關的多種國際政經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可以預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大國，今后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就美中(歐中等)貿易不平衡及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問題施加一波又一波的壓力，中外雙方的摩擦和協調將會長期存在。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需要及早制定正確有效的國家戰略策略和政策方針。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中國應當制定和實施正確有效的貿易政策和金融政策(如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組合，應使這個組合政策軟硬兼施、長短相補。其目的是維護中國國際貿易的長期平衡增長、中國金融體系的持續安全穩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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