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背后的利益和規則

　　本報特約記者 韓雨亭

　　杜氏兄弟是“垃圾大王”，他們背后還有一個“智囊”，這個智囊名字叫王惟平。

　　王惟平是垃圾對策專家，1996年，王惟平開始利用雙休日跟隨杜氏兄弟撿垃圾、運垃圾、賣垃圾、加工垃圾，為了拿到可靠的分類調查報告和相關數據，他甚至身著乞丐服，

吃蒼蠅飯。

　　9個月后，他在自己調查分析報告上寫道：“外地人進京撿垃圾謀生大體始于80年代末，如今已發展到8.2萬多人。其中，四川人(最早進京)約4.6萬人，河南人約1.7萬人，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地區的人。從專業分工角度，8.2萬人中有3.1萬人是蹬三輪車沿街收購廢品的，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為1.5萬元；從賓館飯店收泔水和商場收廢品的人約為2萬人，人均年收入1.2萬元；蹲守垃圾樓(北京已建成762座垃圾樓)或扒居民樓垃圾道撿垃圾的人約2.1萬人，人均年也在收入1萬元以上；散布在城鄉結合部，從事廢品市場交易的人約1萬人�！�

　　他調查報告最終的結論是：“拾荒大軍是垃圾資源化、減量化理論可信可行可推廣的實踐者。”

　　正是有了他的這個研究結論，才給杜氏兄弟的生存空間提供和爭取了一個良好的政策支持。

　　1999年初，他指導京城“垃圾大王”的杜氏兄弟成立公司，理由是“既然干著第四產業，就得正規化，消滅游擊隊，群龍有首才便于管理”。

　　當然，身為國家政府官員與垃圾對策專家的王惟平，他必須站在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思考問題。通過他對“拾荒族”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利弊共存，無序蔓延”。

　　“北京一年產生的垃圾大約是400多萬噸，堆起來相當于兩座景山，也就是說通過這些人，所謂都市的拾荒族，在垃圾里刨食的這些人，這些人可以搞掉一座景山。他們的功績在哪兒？因為垃圾是要付出代價的，收運、轉移和處理1噸垃圾，要花掉財政150多塊錢。”

　　那么，按照個推算，北京市一年要為處理垃圾花去七個億左右，這還不包括如買垃圾車、修建垃圾廠、油錢、工人薪水等固定投資。

　　這就是王惟平關于在利益方面的考慮。他認為，在杜茂洲等人的帶領下，每年可以減少逾150萬噸的垃圾量與政府對垃圾處理2.1億多元的費用支出。同時，還能節約資源，解決就業。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與“拾荒族”之間形成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弊端則是治安、衛生防疫、在垃圾運輸、交易、加工過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等諸多社會問題。根據王惟平的統計，在“垃圾大軍”里，有72%曾患有傳染性肝炎……

　　“拾荒族”也有自己的“江湖”，隨著撿垃圾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體，為了搶奪地盤，他們彼此不惜拿刀動槍地進行街頭斗毆。同時，垃圾含金量越來越少又導致“拾荒族”們拾不著就偷，偷不著就搶，甚至連國家的污水井蓋、光線電纜都偷，給城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當然，他們也慢慢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江湖”規則，如杜茂洲只負責崇文區、通州、平谷、昌平、密云、

　　綜合各種因素，王惟平才督促杜茂洲、杜茂獻成立公司，這樣一來，既方便政府管理，又有利于“拾荒族”放心大膽地去撿拾城市垃圾。

　　按照王惟平的規劃，面對這個龐大的“拾荒族”，如何進行“興利除弊”是他一直思考的問題，對此，他一共設計了三個步驟：第一，建立拾荒組織(公司)；第二，成立行業協會；第三，進行國家立法。而成立拾荒組織或公司只是他“興利除弊”的第一個步驟，目前正在步入成立行業協會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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