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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是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察廳、國資委等六部門要求公職人員主動撤出入股煤礦投資的最后期限，但到當日下午4時，沒有一名公職人員主動從煤礦撤出投資。據9月22日《中國青年報》報道，記者向一煤礦老板私下了解聽到了“寧不當官決不撤股”的說法，“每年投入20萬元收益至少是20萬元”，投資入股煤礦的高額回報使不少官員心存僥幸。這位煤礦老板比喻官員從中受益是“比搶銀行都來得快，并且不承擔任何風險。”
9月22日也是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堅決整頓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和非法煤礦的緊急通知》所給出的公職人員從煤礦撤資的“大限”之日。大限已至，內蒙古的情形已是如此，全國其它省份的情況如何，暫時不得而知。那么，對內蒙古無一人撤資的現狀十分吃驚，不敢置信嗎？我倒也淡然處之。這并不是說，只有當通知精神在全國范圍內出現大面積的失陷，才讓人十分吃驚。我要說的是，出現這種現象一點也不意外。對于官煤勾結治理中的一種近乎父愛主義情緒的泛濫，注定使無人撤資成為一個注定的結局。
隨著撤資的通知下發，相關部門這種“父愛主義”在對于官煤治理當中已經顯露無遺。“凡已經投資入股煤礦(依法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業負責人，自本通知下達之日起1個月內撤出投資，逾期不撤出投資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處罰。”只要在期限之內撤出投資，則既往不咎，萬事大吉。此誠可謂其言藐藐，其意切切。然而這卻使得對于官煤困局的破解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無原則的父愛主義之路。
關于國家公職人員不許經商辦企業的法令，早已有之，為何卻在治理官員投資、入股煤礦企業時網開一面？如此則將置先前的法令威信于何地？此其一。其二，礦難事故頻發，血煤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不能承受之重，在究其原因，連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也明確地指出，官煤勾結的腐敗挺進害莫大焉。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相關部門對于兇猛來犯的官煤現象的治理，原本應有壯士斷腕之慨，同時這也有足夠的法律制度支持，為何依然是沿循著一條溫情、寬厚的“仁政”思維？
事實證明，無原則的父愛主義除了顯示出對于官煤的退讓之外，常常不能收到治理之效，內蒙古無一人撤資現狀即為明證。而我們如果考察中國近年來的煤業治理之路，也會發現，父愛主義式的溫情一直貫徹始終。為了滿足煤炭需求，一些地方在煤礦開采管理方面無為而治；一些地方又因慮及當地經濟發展，對一些問題煤礦縱容包庇；當官煤逐漸合流并成長壯大之時，治理起來已是投鼠忌器，無從下手了。正是在這種治理困境當中，終至形成了一個“制度避退，官煤前進”的格局。如此，又有什么能讓人對于此番撤資的大限抱以期待？而且一紙空文的通知多了去了，一些處于利益格局中的公職人員又如何能夠對這一通知“信以為真”？
至少內蒙古在大限之日無一公職人員撤資的事實，向我們昭示出了在治理官煤方面父愛主義的失敗。當然，就國務院辦公廳的通知精神而言，目前的現狀只是表明在與官煤的博弈中初步的受挫，并不代表全面失利，我們期待的還有“逾期不撤出投資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處罰”這一句話。我們希望，它能真正落到實處，那么在后期的治理中，必須摒棄那種無原則的父愛主義溫情。
-楊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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