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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嬌
《遼沈晚報》9月20日報道，遼寧將開始打擊刑事犯罪百日攻堅會戰，該省公安廳對各市公安局提出了獎懲措施：完不成打擊工作指標的，省廳將對各市局和主要領導在評先創優上實行一票否決；偵破命案絕對數低于當年命案發案數的市級公安機關，也要實行一票否決。另外，公安廳將拿出100萬元，對全面完成各項任務，綜合成績排名前5位的公安局局長
，予以重獎。
以一時的獎懲措施來提高案件偵破率并非遼寧省公安廳的首創。事實上，類似的獎懲措施，在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都曾被“嫻熟”地運用。簡單地推斷這次“百日攻堅會戰”會制造冤案顯然是輕率的，這就如同把破案率的高低維系在簡單的獎懲措施上一樣。但“嚴打”帶來冤案、錯案的教訓，卻應該讓各地的公安機關有所警醒。長治久安絕不是靠所謂的百日會戰能實現，破案率的高低也絕不是獎勵出來的。
案件偵破率的高低有其客觀規律，而以獎懲措施作為推動手段的百日會戰，則粗暴地打破了這種客觀規律，令破案率的高低有了畸形發展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對案件的當事人而言，可能意味著佘祥林一樣的多年冤獄，對堅守社會最后正義底線的司法來說，則可能意味著粗暴的踐踏。
面對一票否決的高壓線和上百萬重獎的誘惑，遼寧各地的公安機關會作出什么選擇不言而喻。可以預見的一個后果是，獎懲措施將推動破案指標在各級公安機關雷厲風行地“層層落實”。當一個公安民警、一個公安機關破案是為了避免被一票否決，是為了獲取巨額獎金時，可以想像，他們的心情將會如何浮躁，他們的破案手段將會如何為“避懲趨獎”這一目標服務？在這種浮躁心情和畸形破案目標的指引下，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又如何得到保障？
佘祥林案曾經引起我們對司法環節漏洞和偵破手段弊端的反思，這種反思，應當成為我們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從業人員對司法敬畏程度的動力。但從各地屢屢展開的所謂“打擊刑事犯罪百日會戰”來看，這種反思還遠遠沒有改變一些司法機關的固有思維。
當破案率成為一種可以炫耀的政績，當破案率的高低可以靠短期的獎懲措施來推動，類似佘祥林的冤案，將絕對不是最后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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