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方華

　　此前引發公眾熱議的“討薪死囚”———甘肅農民工王斌余殺人悲劇案，再次揭示了農民工討薪難、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殘酷現實。可以簡單地設想一下，如果像王斌余這樣靠出賣勞動力價值換取貨幣的基本權益能夠得以正常、通暢地保障，那么，有幾個農民工會采取如此極端的維權手段呢？

　　絕不能將2004年席卷全國的“清欠”風暴僅僅當作是一場風暴。這場風暴的成果不能僅限于年終統計顯示政府幫助追討回了多少億人民幣，更重要的是，建設部、司法部等有關部門和各地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幫助農民工追討欠薪、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規則與制度，這些規則的出臺無疑是振奮人心的，盡管它是那樣令人感到心酸。

　　而規則的意義就在于，凡事有章可循。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遵循好的規則將有助于節約社會成本，同時降低交易費用，交易效率隨之提高，如此又能促進社會總財富的增加，否則將會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比誰都清楚規則是怎么回事兒的包工頭吳新國，如若能夠照章辦事及時發放薪水，或者在王斌余一再追討(甚至可能有相關部門出面督促)下補發薪水，這后面的慘劇加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了。當然，也有人會冷靜地反駁，包工頭賴賬是一回事，不能因為這個農民工就可以去殺人，后者完全可以訴諸行政、法律等正常渠道。

　　其實，誰都知道，在有限的幾條能走的理性道路都走不通的情況下，王斌余沒有像很多農民工一樣選擇放棄，而最終選擇了一條殘害無辜的不歸路。那些選擇放棄的農民工并不會慶幸自己用理智控制住了情感，所有的只是深深的無奈，因為維權成本的高昂代價令他們不得不望而卻步，而很多人卻多了這樣一份教訓，在漫漫維權路的中途才想起要打退堂鼓。

　　今年5月，一份耗時一年半、歷經8省市、解析17個案例、近3萬字的《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問世。報告顯示，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國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員、法官、書記員等人員工資至少是1950-3750元，綜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間。這就意味著，為索要這1000億元欠薪，社會至少要付出3000億元的成本。

　　和1∶3相比，王斌余的維權成本達到了極限，四死一傷和一份一審死刑的判決書，要追討的卻是包工頭欠下的5000多元工資！

　　相比之下，某某包工頭惡意拖欠工資的行徑經媒體輿論監督的力量將其聚焦放大后，問題解決之快、力度之大非其他渠道所能比擬。弱勢群體自然而然地將媒體曝光視作維權道路上見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式。但是，新聞媒介本不應當充當起法官或“救世主”的角色，而且新聞報道依賴于事件或現象的新聞性而存在，所以大量討薪農民工依然是求助無門，對媒體的力量也不再抱有迷信。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2日陜西省西安市高新區某工地40余名農民工自行召開了一場“討薪維權新聞發布會”，這一新聞事件終經當地媒體連續報道后引起省、市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8月24日，164名農民工終于領到了被拖欠一年多的79萬余元工資。

　　估計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但這終究不是辦法。近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出臺一項新規———《關于依法快速處理建設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相關案件的意見》，該《意見》要求北京市各級法院對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指定專人負責，專項督辦，做到快立、快審、快執、快結。農民工一方當事人如申請緩交、減交和免交訴訟費用，受訴法院可據實做出準許或部分準許的決定；申請執行的，不收取農民工一方當事人任何執行費用，相關執行費用由被執行人負擔。

　　有觀點認為，此舉使農民工討薪問題不僅走上法治軌道，而且法院減免執行費又做到了“法中有情”。在最大限度降低農民工維權成本的期待中，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似乎又前進了一小步。

　　但是，這一切都建立在相關部門執法必嚴的假設之上。無數事實證明，農民工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可以通過政府有關部門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得以解決。作為中國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政府部門需要自覺承擔起道義責任，彌補社會結構發育和制度建設不健全的缺陷。

　　當然，補缺補差是第一步，政策、法律、規章制度的落實和執行是更為關鍵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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