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學貸款：僅僅指責是不夠的

　　見習記者 龐東梅

　　8日下午，在四川成都華興街頭出現(xiàn)了這樣一幕：一位堂堂的男子漢竟然在胸前掛起了一面牌子，上寫“賣身契”3個大字，另有一行小字：“大一新生籌學費，自愿賣身貴公司，學成回報。”此人就是今年考入四川美術學院的裴昌龍。而另一位海南大學貧困生蔣偉，從去年入學至今，至少遞過4次申請，希望得到國家助學貸款，但至今他還沒貸到一分錢。這

兩個人僅僅是眾多貧困生中的一員。二人的遭遇讓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疑問：大學收費制度改革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到底誰能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國家助學貸款該何去何從？

　　應有的受益者感慨：可望而不可及

　　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上大學時僅僅需要交幾百元，而如今普通專業(yè)一年的學費沒有下來幾千塊的，更遑論裴昌龍所考取的美術專業(yè)。面對每年的這筆支出，許多農民、下崗職工等低收入家庭難以為繼。根據(jù)教育部公布的數(shù)字，到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中經濟困難的學生約240萬人，占在校生總數(shù)的20%。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國家在1999年試行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并于2000年正式推出，可是效果并不明顯，能夠順利接受助學貸款的學生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普遍。于是，2004年國家對原有政策進行了調整，但據(jù)教育部的統(tǒng)計，實行新機制的2004至2005學年里，全國新增審批貸款學生65萬多人，審批合同金額51.5億元，雖然較之前有很大進步，但距離一年100億元的基本理想目標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眾所周知，教育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為國家培養(yǎng)更多的人才，所以為了解決類似裴昌龍這樣的貧困生問題國家建立了助學貸款制度，給貧困生帶了福音。可是蔣偉們的遭遇又令貧困生黯然神傷。對于學生而言，申請助學貸款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這才出現(xiàn)了文章開頭所描繪的那一幕。既然助學貸款無法幫助裴昌龍，他就選擇了“賣身”。雖然他的此番舉動屬于個別現(xiàn)象，也引來眾多非議，但其背后的問題卻不容忽視。本應該能夠幫助貧困生的助學貸款制度反而成了空中樓閣？裴昌龍的行為對當今助學貸款意味著什么？

　　制度實施者抱怨：個中滋味誰來體會

　　2004年助學貸款政策新機制出臺，將原來的指定銀行提供貸款，改為了招投標的方式；由財政和學校共同出資改為為經辦銀行提供風險補償；還款方式調整為可以在畢業(yè)以后一到兩年內開始還款，還款期限從原來的畢業(yè)后四年延長到六年；原有政策規(guī)定，八年產生的貸款利息由財政貼息50%改為學生在校期間貸款由財政全額貼息。從調整的內容來看，似乎考慮到了各方面的利益。然而，據(jù)悉截至2005年7月31日，海南省、天津市、黑龍江省按新機制發(fā)放國家助學貸款的學生人數(shù)和金額均為零；內蒙古自治區(qū)批準貸款學生僅12人，合同金額4.08萬元；青海、新疆、寧夏、甘肅按新機制發(fā)放國家助學貸款的學生人數(shù)和金額也都很少，所屬的絕大多數(shù)高校都沒有落實國家助學貸款承辦銀行。為什么今秋形勢如此嚴峻？眾多的矛頭指向

　　對于銀行而言，在當今社會尚未建立比較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的情況下，一方面助學貸款缺乏擔保，另一方面學生從借款到還款之間能否按時畢業(yè)、能否順利就業(yè)、能否得到穩(wěn)定收入還是個未知數(shù)。這些不確定因素給銀行帶來了極大的風險。據(jù)悉，2003年，國家助學貸款被銀行大面積停貸。有統(tǒng)計顯示，全國借貸學生平均違約率達20%。雖然國家為了平衡銀行的利益，設立了風險補償金，并且出臺政策可以注銷由此造成的呆壞賬，但是據(jù)銀行業(yè)內人士介紹，這其實是拿銀行的稅前利潤沖銷呆壞賬。對于這種風險大、收益小的業(yè)務，銀行自然熱情不高，正如一位銀行業(yè)人士所說：“國家助學貸款是政治性任務，銀行既要完成政治性任務，又要進行市場化操作，這對銀行來說是一個兩難選擇。”畢竟，銀行并不是慈善機構，救濟弱者不是他們的責任，可以說，銀行的行為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面對各界對他們道德上的指責，銀行有口難辯。

　　對于學校而言，高校也不是盈利性組織，沒有太多的資金救濟貧困學生。但是，助學貸款政策調整后，學校要與銀行簽定擔保協(xié)議，說明學校也要承擔風險。貸款學子如果中途棄學或畢業(yè)后不還貸，學校將承擔很大的責任。這對于學校來講，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難題。針對大學生違約的現(xiàn)象，學校也是眾口難辯。不可否認，確實存在一些惡意賴賬的學生，但是這畢竟是少數(shù)。造成一些大學生拖延還款的原因也不是一個“誠信”所能詮釋的，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就業(yè)難。實際上，學校對助學貸款違約率偏高的情況十分著急，它不僅影響新生申請助學貸款，而且影響到了學校的形象。

　　管理機構指責：新情況，老問題

　　面對助學貸款的困境，教育部點名批評了海南、天津、黑龍江等8省市推進國家助學貸款工作不力，9月1日，教育部和財政部又出臺了懲罰性措施。教育部主管人員甚至指出：“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地方的領導和黨委很重視的結果。”

　　為了解決今年出現(xiàn)的情況，也為了解決新情況掩蓋下的老問題，教育部在發(fā)威之后，聯(lián)合財政部拿出“撒手锏”，通過手中掌握的資源———辦學經費和招生指標，發(fā)出了強制的行政命令，如果這些省市在助學貸款問題上再無所作為，教育部將減少當?shù)馗咝５母鞣N招生計劃，暫停碩士、博士點審批；財政部將會不安排對地方高校的共建經費，減少年度教育專項的轉移支付資金。如此一來，立即攻擊到各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軟肋，被批評者立即坐不住了。據(jù)悉，點名批評第二天，天津連夜就撥出去了300萬元貸款，海南也連夜行動起來，黑龍江省教育廳、財政廳和銀行三方加強合作，預計月底前24所高校符合條件的貧困生將全部拿到助學貸款。

　　看到這幅場面，真不知作何感想？強硬的行政干預，暫時效果可能比較明顯，但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能觸及到問題的實質。真不知道缺乏動力的助學貸款能否在威壓之后有何發(fā)展？

　　與上述提及的裴昌龍、蔣偉不同，鄭州大學管理工程學院三年級特困生李莎上學期則申請到第一筆助學貸款。貸款到手后，她首先補交了拖欠的學費，這學期她又申請了3000元貸款，如此一來她就可以把更多時間用來準備考研究生。這個例子說明了并不是所有的省份的助學貸款都搞得不好，為什么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差異會那么大？想來總會有些明智之人，在利益紛爭之中，并沒有一味地譴責，而是采取理智的選擇，努力的協(xié)調，在現(xiàn)有的情況下，走出了一條可行之路。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我國正處于改革深化時期，出現(xiàn)各種利益沖突是正常的，關鍵在于人們如何去解決它。在我國收入差距繼續(xù)存在，貧困學生依然普遍的情況下，國家助學貸款必須有所作為。但是，我們還要問：“貸款讀書”一定是貧困生惟一的選擇嗎？高昂的學費存在的依據(jù)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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