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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瑞祥
《新華每日電訊》9月13日報道，福建省千余公里高速公路構成的以福州為中心的“4小時經濟圈”在宣告“高速公路時代”到來的同時，也成了司機們的一大煩心事：走一趟高速路可能會收到好幾張罰單。記者接觸的司機90%以上都有被罰的經歷，限速標準過低讓司機們怨聲載道。
福建省公安交警系統的負責人認為，交警部門替制定限速標準的路政部門背了黑鍋。同時強調，打擊超速是為了交通事故降下來。不錯，超速是導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高速路的限速標準應該合情合理，不然，耗巨資修這些高速公路干什么？“超常限速”讓國道和高速公路并“速”齊驅，以至于很多司機為了省去不菲的通行費和罰款，寧走國道不走高速路。合法不合理的限速規定引起眾怒。在一個健康有序的社會里，違法犯罪者畢竟是少數。理想狀態下的法律從價值目標上講，應責寡而不責眾。違背了這條原則，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對法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它是“善法”還是“惡法”？
立法工作中少了立法為民的考慮，執法中自然會出現“眾人違法”的局面。法律、法規的每一條，都是要人們執行的。既要執行，就需要考慮它的可行性，否則，就中看不中用。比如，行政管理的規定，定得過寬、過松，該管的事沒管住，就讓立法失去意義。而定得過嚴、過苛，到時候執行不了，又會損害法的尊嚴，惟寬嚴適度才可行。
怎樣把握這個寬嚴適度呢？基本一條是符合國情，符合大多數人的心愿。不錯，法是以國家強制力作后盾的行為規范，是有權威的。但是，強制也好、權威也好，都必須建立在多數人意愿的基礎上，這才是法的基石。離開國情、離開多數人的意愿憑空“制造”法，往往會把多數人置于違法境地，這樣的法不會有權威，靠強制也很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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