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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公
這兩天，有兩條和高校教師有關的新聞讓人感到意味深長：其一，高校教師的工資已不動聲色地在20年里漲了18倍，他們已經被稅務系統界定為高收入個人，和“大款”、“大腕”等并列(9月13日新華網)；其二，教師的社會聲望跌到了新的谷底，而高校教師跌得最狠，在包括幼師、小學和中學教師在內的序列里忝陪末座。(9月12日《中國青年報》)
如何解讀這“一升一降”的現象呢？我的結論也有兩個：一、以高校教師為主體的知識精英，已經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他們在努力為自己爭取利益方面做的很出色；二、一些知識精英已放棄了理想以及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蠅營狗茍于個人私利，熱衷于充當權貴附庸的角色，在社會中喪失了道德權威。
以新華網報道中提到的那位“北京某高校經濟學教授”為例，在談及2001年借西部大開發的東風去寧夏做經濟分析報告的收入時，他輕描淡寫地說：“幾萬元能入眼嗎？費用全包是規矩。”我們在他的身上，還能看到一點點理想主義者的影子嗎？不能！我們看到的不過是一只嗜血的牛虻，緊緊叮在“西部”這頭骨瘦如柴的牛背上。
問題的關鍵在于，像這樣的教授不是個別的。在知識界，按名氣的大小，頭銜的高低，拿不同等級出場費，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普遍現象。除此之外，他們還會根據特殊客戶的特殊需要提供特殊服務：比如法學教授之于“黑老大”劉涌，經濟學教授之于顧雛軍，等等。法學家們拿了劉涌的錢，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了；坊間也一直在流傳當初力挺顧雛軍的經濟學家們拿了顧的錢，包括出場費若干，每個字稿費若干等。如果沒拿，為什么不出來澄清一下呢？
對權貴和富人是這樣的態度，但對下層民眾，他們又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樣了。一些知識精英們很少去關心下層民眾的利益，甚至認為所謂“原始積累”的所有血污骯臟，都理所當然。當被剝奪的民眾有所不滿時，他們又出來諄諄教導說，這是為了“改革”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以個案而論，比如，現在大家都在關注王斌余的案件，網民們都在好奇地打聽：法學家在哪里？其實有什么可好奇的呢？王斌余不可能像劉涌那樣，拍出巨額出場費，誰有閑心去給他制作什么“專家論證書”呢？
行文至此，我知道有人一定又要拿出市場經濟的大道理，來為這些趨炎附勢的行為辯護了。但是且慢！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會允許自己的知識精英只充當理性經濟人，知識精英作為民族中的先知先覺者，對國家民族的未來負自己特殊的責任，放棄這種責任，就意味著對國家民族的背叛。對于正處于轉型期，未來還有許多不確定性的中國來說，知識精英更應該充當望哨和社會良心的角色，更應該跳出自己的“專業”，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和公共生活，沒有權利只埋頭經營自己的蠅頭小利。
孟子有言：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國，就是靠“士”這個階層聯系著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維護著社會的穩定；而在當代中國，中產階級微不足道，聯系上層和下層主要靠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精英。如果知識精英們忘卻自己的社會責任，僅滿足于一己之利的獲得，則國家堪虞、民族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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