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農民人生的方向不再迷失

　　劉暢

　　“憑什么要我認命呢？”來自河北省元氏縣殷村鎮的宋佩佩，在聽到父親“認命吧，孩子”的勸慰時，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通過互聯網、電視，他知道了城市，知道了不一樣的生活，因此，再像父輩那樣“任勞任怨一輩子”，他是“怎么也做不到”了。

　　這是又一個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故事。過去，都市媒體涉及外地人、農民工犯罪，大多視為不穩定因素，加以渲染，其間，不乏包含歧視色彩的言語表述。今年以來，一些媒體一改過去的報道角度，不再以負面和不屑態度來面對農民工犯罪，而把關懷、同情投向了犯下殺人極罪的農民工，來自廣西的農民工阿星，來自甘肅的農民工王斌余，他們殺人后，媒體更多地把焦點聚集到他們的“原本善良”。

　　這樣一個敘述幾乎讓人并不陌生，它更像電影里的情節：寧靜淳樸的小山村，天性純良的乖孩子，最終在城市求生的碰撞、沖突中，迷失了自己，成了殺人犯罪嫌疑人。

　　現實是如此嚴峻，生計的艱難、求職的不易、欠薪的悲憤、救濟的無力，一些輿論更愿意傾向于“殺人事出有因”、“責任全在社會”的道德邏輯，一家報紙這樣告誡城市人：只有讓別人活下去，你才能活得好。一家報紙感慨：農民工殺人“體現弱者共生主義訴求”。對此，另一家報紙反對認為：“以情緒化頗濃的道德色彩遮蔽了本該在場、準確而明晰的法律認知”，必然導致“殺人有理”論，這種邏輯蔓延，社會將會怎樣？

　　在此，我們無意沉湎于遵從道德還是法治的討論。無論怎樣，這一現象讓人扼腕嘆息，也增加了城市與鄉村、觀念與文化沖突中的悲劇色彩。這些走向犯罪的農民工所傳達的人生價值取向引起了我們的格外注意。

　　一群來自河北省元氏縣殷村鎮魏村的年輕人，大不過25歲，小不過17歲，在省會

　　在職業選擇時，他們感慨“一輩子當保安，沒什么出息”；回家以后，再次邁進城市，想法是淡淡的“已經習慣了在外頭跑”；從北方到南方做工，感受是“適應不了氣候，也吃不慣大米”。

　　以往，人們熟知的農民工生活，是他們艱辛度日，等到發工資的日子，匆匆趕到郵局，將這些血汗錢寄回家鄉。年復一年，離家的丈夫、妻子、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著親情的關懷，帶來了家庭生活的改善。

　　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卻向我們展示了不同的生活，比如，一分錢沒往家里寄，卻經常向家里要錢。對此，父親是這樣不解：老一代農民工每月掙500元，養活全家，新一代農民工每月掙400元，養活不了自己。

　　這是一個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賬單：每月房租要150元，買香煙200元，上網費用100元，手機費用100元，吃飯費用300元，

　　一個被抓獲的農民工說，涉嫌犯罪的初衷是“因為干這個來錢快”。據說，他第一次(涉嫌犯罪)是被別人慫恿的，第二次就有點“心甘情愿”了。

　　就像城市日漸擴大、長高一樣，生活在變，時代在變，我們無意苛責新生代農民工，要像他們父輩一樣，以自身苦累艱辛換來家庭幸福。事實上，生長在改革開放年代的他們，也不再需要肩負這樣的責任。他們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生活，享受人生。

　　同時，他們的異樣經歷告訴我們，這些城市新居民，還沒有適應、學會城市生活，在技能、競爭、選擇方面，缺少優勢，工資微薄，與自己的期望相去甚遠。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收入與消費的失衡，讓他們無法過上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對此，社會各界有責任幫助這群人，他們也有必要認識自己，早日適應他們向往的、不甘失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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