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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曹林
今年對納稅榜的關注點似乎在“福布斯富豪僅12人進納稅百強”和“地產企業成納稅侏儒”兩條新聞上。兩條新聞綜合反映出的現實是：中國那些集聚了大量資源的人承擔著與他們的財富嚴重失衡的納稅責任，富人寡稅現象嚴重。
同日筆者看到另一條與富人寡稅有些聯系的新聞：山西近日破獲了一起“劫富訓練營”案，有人以劫富的名義網羅弟子，向農村青年灌輸社會不公，然后進行各種訓練，最后接觸當地大企業的老總和經理進行搶劫。
為什么會出現“劫富訓練營”？這其中一個不容回避的原因是：我們的貧富差距過大，造成了貧富間的階層對立，即我們常說的“仇富情緒”。如果富人能夠審時度勢，自覺地承擔起諸種社會責任，比如勤于納稅和慈善，我想，這種對立的情緒會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消解，最起碼意識層面的“仇富情緒”不會惡化成不可控的暴力行動———顯然“劫富訓練營”就屬這類。
近年來社會中針對富人滋生出不少非理性行動。與這些行動對應的是，富人越來越覺得不安全。他們整日想著加高自己的圍墻，頻繁購買各種保險，高價進行各種心理咨詢，卻很少想到通過多納稅和多行慈善的方式從根本上消弭階層間的對立。
可能很多富人要說，富人偷稅漏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當下的稅收制度造成的———是“制度貧困”導致“富人寡稅”，這是怪不得富人的。
筆者認同“制度貧困”這個歸咎，但不能認同富人由此可以逃避應承擔的責任。一個社會中理性的富人群體，是能審時度勢地超越制度而履行自身應承擔的責任，而不是安于制度漏洞給自身帶來的種種便宜。為了減少社會沖突，為了讓自己更安全，制度的缺陷留下了可逃稅漏稅的空間，自己應該理性地拒絕鉆這種空子，自覺地促進制度變革，承擔讓自己的良心過得去的責任。如果富人主動愿意多交稅，改革是絕不可能拒絕這種善意的；如果富人安于這種“便宜”，改革是很難推進的。
享受到了“便宜”，可自身卻失去了應有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這是得不償失的。不積極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自然會有人以暴力強迫你“履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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