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懺悔的日本

　　我們通過近距離的觀察和訪問，來探究日本人戰爭責任觀的文化基因和政治支撐。

　　情緒化的態度并無意義。只有在真切地了解日本之后，我們才能恰切地對待日本。

　　文/本刊記者 陳言(東京報道)

　　2005年8月15日正午12時，報時的鐘聲通過廣播喇叭傳出后，東京靖國神社內一片寂靜，大多數參拜的人、參觀的人都開始向大殿方向低下頭默禱。

　　12點前，二十多個身穿黑色禮服的年輕人組成了一個方隊，陣腳由兩面碩大的日本國旗壓住，四五米長的旗桿，讓棋手汗流滿面。旗手一只手要做動作，一只手撐旗桿，顯然力不從心，汗就那么一滴一滴地往下流著。方隊中的人輕松得多，紛紛擦汗，不少人在打手機，在小聲嬉笑。只有隊前一個一直向正殿方向跪坐的老者，一動不動。報時的鐘聲響起后，老者的頭重重地叩在鋪滿了砂石的地上。他后面的方陣只有在這時才開始嚴肅起來，二十多人直立不動，低下頭站在那里。

　　正午剛過，一個穿海軍制服的老兵，指揮一個小隊開始在靖國神社正門前操練。六個穿陸軍制服的人走在前面，兩個穿空軍制服的人在隊尾，隔一小段距離，是一個看不出軍種的女護士走在最后。除了留胡子的老兵外，小隊內的“士兵”都很年輕。可能是戰后日本人的生活好了，“士兵”的個頭不小，身材胖的不少，軍裝繃在他們身上，肚子時時要沖破軍裝的限制，褲腿和軍靴之間拉開了很大的距離。只有軍刀是真的，陽光下發著寒光，和當天32攝氏度的高溫很不相稱。

　　“在神社前扮演士兵進行操練，每小時可以掙6000日元(約420元人民幣——記者注)。”一位大學教師對《經濟》記者說。日本人說這些人在這里“顯圣”，語氣里倒也沒有太多的贊美。雖然我們看到的一幕又一幕不免令人覺得有些滑稽，但那里的主角(老兵們)沒有覺得他們在演戲，他們非常認真，雖然他們的“部下”，那些雇來的年輕人，并不見得真的理解和認同他們。

　　一曲憂傷的口琴讓烈日下的參拜者、參觀者感到了一絲涼意，是一個老者對著神社不快不慢地吹著。吹完了向神社彎腰鞠了一個躬，轉身就離開了神社。“從哪里來？為什么今天來了？”對《經濟》記者的提問，老者并不回答，很快離開了神社。

　　不遠處，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人正在和警察推推搡搡，據說后來抓了不少人。

　　1945年日本戰敗，到如今60年過去了。按中國人的說法，60年是一個“甲子”，中國人覺得一個“甲子”是一段不短的時光，能改變很多東西，但走在靖國神社的院內，你會覺得歷史在這里停滯了。

　　8月15日，把日本的報紙看遍了，把電視的頻道換了一圈又一圈，我們看到的只是美國飛機對日本的狂轟濫炸，看到日本投降前后的新史料。后來呢？后來怎樣了呢？為什么有了今天的日本的發達？為什么日本人如今依然遭到那么多亞洲人的嫌惡？報紙沒有寫，電視沒有播，日本人沒有去追問。

　　“恥感”與“罪感”

　　對日本戰敗一事，日本有多種說辭。京都大學副教授佐藤卓己寫了一個小冊子，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佐藤說：“一到8月15日，人們就反復談先前的那場戰爭。如果按結束戰爭的世界標準來看，應該是8月14日，那天天皇簽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命令，只不過是15日才通過廣播把天皇詔書公布于天下。如果用簽署投降書的日子來確定戰爭結束的話，應該是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軍艦上簽署了投降書，但很多國家把結束戰爭的日子當成了9月3日……”佐藤談起這些細碎的事實時口若懸河，顯得很專業，但他總是用“先前的那場戰爭”這個詞，對于戰爭的性質他有意避開了。1989年他剛剛從德國留學回來時，正好和記者同在一所日本的大學里研究新聞，關于德國人如何對待自己的戰爭責任，佐藤比其他同事知道得要多，但對這些事，他就更少發表評論了。

　　德國和日本在反省戰爭責任上表現不同，來自國際政治的原因世人已經說得很多，如戰后德國在盟國的控制下徹底根除了納粹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納粹罪行的控訴長時間、不間斷地進行，而日本的“國體”卻至少在形式上得以保留，如天皇繼續在位，而且在意識形態上對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的清算很快就因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中斷，等等。但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人們卻說得不多，大多數日本人對此更是習焉不察。

　　佐藤的微妙態度在普通日本人中間是很具代表性的。參拜靖國神社的大多數日本人固然未必是想以此舉“刺激”周邊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他們的說法，到靖國神社只是去寄托對“死國者”的哀思。但這種說法恰恰暴露了日本人對那場戰爭的真實感情——他們并沒有什么“罪感”。這是日本人和德國人對待戰爭責任反應不同的深層文化心理原因。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經典的《菊與刀》中精辟論述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應來約束人的行為，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約束人的行為。日本的傳統文化向來以“恥”為主要的強制力，“恥”是一種社會的外來評價，而不是心靈的自我拷問。所以對日本人來說，對犯罪行為，感到的僅僅是懊惱，而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惱。他們認為坦白和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在以日本為典型代表的恥感文化中(順便說一句，東亞很多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恥感文化強、罪感文化弱的特征)，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

　　對于基督教德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在上帝面前認罪和懺悔，并因此獲得心靈的自我解脫；對于沒有基督教傳統的日本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通過懺悔獲得寬赦，而是遮住罪過以免在世界面前丟臉。所以在德國公眾心目中，二戰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慘劇，而在日本不少人心目中，就是南京大屠殺大約甚或根本不曾發生過。

　　8月15日去靖國神社，是佐藤說的“8·15神話”中的一部分。在這個“神話”里，不要說“罪感”，連“恥感”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對“死國者”的憑吊。他們說服別國相信，似乎自己也寧愿相信，參拜僅僅是流露私人感情的一種方式，沒什么大不了的。2005年這一天的晚上，日本國家電視臺(NHK)報道說，大約有20萬人在這天參拜或參觀了靖國神社，包括保守的自民黨議員及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議員。

　　首相小泉純一郎則在這天去千鳥淵戰死者墓苑獻了花。自民黨及保守派報紙《讀賣新聞》、《產經新聞》通過廣告的方式，呼吁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但這天小泉并沒有去。

　　“個人不該為戰爭承擔責任”

　　一位參觀了游就館的日本政府官員對《經濟》記者說：“我看過各國的戰爭紀念館，覺得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真正地反省自己對其他國家的侵略的(并非日本獨然啊)。我的爺爺在戰爭中戰死在馬來西亞附近，至今連尸骨都沒有找到。”他說這話時神態自若，渾然不覺站在他面前的聽者是一個中國人，會對他的話感到生氣。事實上，他也確實不是在有意刺激人，這是他的真實感情的自然流露。

　　令中國人倍感憤怒而且很不理解的一點是，在靖國神社里供奉牌位的那些戰犯，尤其是東條英機那樣的甲級戰犯，他們的手上所沾的鮮血，不僅有我們中國人的，也有你們日本人的啊，為什么你們不僅不聲討他們的罪惡，反而要把他供起來呢？

　　一位熟知日本二戰史的日本記者曾說：日本軍隊和平民傷亡的大部分，是在戰爭最后兩年內發生的，這就是說，即便不去討論日本發動的這場戰爭的性質問題，只說日本軍部首腦在明知戰爭已經沒有取勝的希望時，依舊驅趕國民奔赴戰場，去做毫無意義的犧牲，在兩年里死上幾十萬日本平民、近百萬日本士兵，單論這一點，那些后來被判為甲級戰犯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國民公敵，首先應該受到日本人自己的審判！

　　但這是中國人的看法，大多數日本人并不這么看。《經濟》記者在山口縣的鄉村，看到不少石碑，上面刻著二戰時村里死去的士兵的名字，其中最多的是1944、1945年陣亡的，這樣的碑在日本全境有很多，它們被日本人叫做“忠魂碑”；同樣，甲級戰犯的牌位被供奉到靖國神社，供人參拜，對這件事持反對態度的人，在日本可謂少之又少。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也在日本的文化里。在日本人看來，任何一種集體行為，如戰爭，榮譽和責任都是集體的，是集體中所有人的，不應該由其中哪一個個人來獨有。日本文化中這種源遠流長的“集團主義”，既能把個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個人的責任縮小。當日本人在戰爭中殺人放火的時候，不僅不會有罪惡感，還會因為自己的表現比別人出色而充滿自豪感。同時，因為是集團行為，既有“上級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樣”，這就形成了一種“無責任集團”，干壞事的時候沒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沒有責任感。

　　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書中分析說：“在十五年戰爭中(指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至1945年結束的戰爭——記者注)，作為個人，日本沒有一個戰爭責任者，即如果有錯，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煙鋪的老板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是等于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等同于都沒有責任。”

　　文化的力量是強大的，它世代承襲，綿延不絕。“集團主義”造就了戰爭時期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日本平民動輒集體自殺的“玉碎”作風(如在塞班島被美軍攻陷前夕，一萬日本平民，包括婦女兒童，全體跳崖投海自殺)，也造就了和平時期一輩子對企業忠心耿耿、幾乎喪失獨立人格的“公司人”，同樣還造就了日本人至今也不認為那些戰死的“忠魂”或者東條英機應該為戰爭承擔什么罪責。

　　當然，關于日本侵華戰爭罪責的追究，日本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思。在《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一書中，作者津田道夫援引盧溝橋事變后父親的日記，坦率直言：“和一般著眼于政治統治者的戰爭責任不同，我以為日本大眾也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他同時也描述了日本侵占南京之后，作為小學生的他如何走在日本狂歡的大街上。可惜，在大多數日本人看來，正是因為狂歡是全民的，所以罪責也就不是個人的。

　　良知也是一種本能，它能抵抗文化的惰性，盡管這種抵抗在大多數日本人心中還很微弱。就是那位爺爺戰死于馬來西亞附近某地的日本政府官員，在發表了一大通對戰爭的看法后，最后對《經濟》記者說：“我從游就館里走出來時，回頭看了一下最后一個展室上貼滿了的士兵照片，我意外地發現，東條英機的照片在視線的正中間。我突然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他的爺爺正是在東條英機內閣時當的兵，他爺爺的戰死，直接源于東條的命令。如今東條已經變化成普通士兵中的一員，在游就館的最后一間展室，目送著所有參觀的人。

　　僅存于靖國神社的軍國主義

　　對在靖國神社內“顯圣”的老兵，我們無意去采訪他戰后60年來的生活與工作。

　　從老兵昂首挺立的軍人體態，可以看出他和同樣七八十多歲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在門口走50米左右后，小隊并沒有進正門去參拜，而是掉頭往回走了50米。老兵看著肚皮快要把軍裝撐破的年輕人們，說：“下午1點集合，諸君要吃飽飯，準備下午的操練。解散！”周圍全是拍照的人，走在第一位的士兵穿戴的年輕人，插了兩三次才把寒光四射的軍刀插回刀鞘內。他的演戲能力離那些老兵還差得很遠。

　　拿一把明晃晃的軍刀在靖國神社行走，背一只步槍在這里操練，在日本人看來毫不奇怪。游就館一直在贊美“先前的那場戰爭”，做得很公開，沒有半點顧忌。參拜完的人會很自然地去看看游就館，回顧一下“先前的那場戰爭”，至于那場戰爭屠殺了周邊國家多少無辜人民，在這里沒有半句話涉及。

　　8月15日這天有20萬人參拜或參觀靖國神社，都安之若素地觀看了老兵的“顯圣”。這是不是代表著軍國主義的陰魂正在日本社會復活呢？

　　其實不然。須知，2005年8月，東京都人口為1254萬人，加上周圍幾個縣，總人口不在2000萬人以下，這就是說，8月15日這天參拜、參觀靖國神社的人數充其量只占東京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對比是，8月13日，東京灣舉辦了一場焰火晚會，舉辦方發表的數字是，約200萬人觀看了焰火。《經濟》記者在當天下午3點半準備從新橋坐輕軌列車去東京灣對面觀看焰火，足足在車站等了一個小時才擠上車廂；到位于竹芝的西方大廈下面尋找看焰火的地方時，見大多數人早就在頭天晚上打下地鋪，一塊又一塊紅紅綠綠的塑料布，已經鋪在了地上，場面蔚為盛大。

　　而15日這天，從靖國神社出來，想坐地鐵的話，很容易就進了車站，擁擠狀況遠不能和13日的焰火晚會比。

　　當今仍崇尚軍國主義的人在日本肯定是有的，但也肯定只是一小撮。這一小撮已經淹沒在由戰后出生的幾代人營造的“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海洋中，很難翻起什么浪花了。我們能看到的是，這種軍國主義僅僅存在于靖國神社這一片小天地里。

　　其實，像右翼的符號性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那樣的人，盡管一貫叫囂加強日本的軍事力量、和中國對抗、派兵海外等等，但也還稱不上軍國主義分子。他們的這一類言論都有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他們關心的主要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問題。按日本右翼甚至大多數日本人的看法，戰后的日本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因為這個國家不僅沒有國防軍，甚至連首相要參拜一下靖國神社這樣“純屬內政”的舉動都要看鄰國的眼色，這讓他們覺得屈辱，而曾經被日本侵略的中國的“和平崛起”更加增強了他們的“屈辱體驗”，因此他們力圖進行“歷史的矯正”。這種矯正，包括爭取日本在軍事上與他國的“平等權利”，包括力挺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自然也包括對那場“被長期歪曲描述和錯誤評價”(石原慎太郎語)的戰爭給予“正確的”評價。

　　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那一群人在西方輿論中一般被稱為“日本的新民族主義者”。既然是民族主義者，其種種訴求必然是基于本民族的某些傳統價值觀的。實際上，按美國學者約翰·內森在其風行一時的暢銷書《無約束的日本》中的說法，這些“日本的新民族主義者”們以“右翼”面目在日本的戰爭責任等問題上大放厥詞，正說明他們以及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處在巨大的“文化焦慮”的煎熬中。

　　日本人在“焦慮”什么？

　　日本人的“文化焦慮”

　　大手町距離靖國神社只有兩站，與東京火車站僅有一步之遙，日本最著名的企業和經濟類社團均集中在這里。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的經濟公關中心也在大手町。經濟公關中心主任研究員勝尾修對《經濟》記者說，“60年前的今天，戰爭結束，日本國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后我們走過的是一條充滿繁榮與挫折的道路。”

　　從大手町大廈7層向西望去，能夠看到皇宮，也能隱約看到皇宮附近的靖國神社。勝尾在此一情境下說的這番話具有強烈的隱喻意味。日本人對“繁榮”與“挫折”的感受，與日本天皇、與靖國神社是一脈相系的。

　　中國學者唐小兵在評論《無約束的日本》一書時寫道：“近代以來，日本人在成為向歐洲學習的亞洲排頭兵的同時，他們也在為自身身份的迷失在暗自傷神和困擾。技術上可以無限制地引進西方的先進成就，但如果文化也完全西方化了，那日本也就不成為日本了。”如果說這種在文化上喪失自我的感覺在戰前尚被“脫亞入歐”的斐然成績所遮蔽的話，那么戰后60年則是這種“文化焦慮感”不斷迸發的過程。如勝尾所說，戰后日本獲得了經濟上的驚人“繁榮”，但這恰恰劇烈地映襯了這個國家政治地位的低微——60年來，日本始終沒有改變“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形象，而這一局面，又直接傷害了日本人在傳統中一直蘊藏于心靈深處的國家主義情結，這就是令石原慎太郎等“新民族主義者”們痛心疾首的病灶所在。

　　在“新民族主義者”們看來，“強調國家的純潔和權力”，是日本人“重新獲得純粹的、未經玷污的日本精神，從而重新獲得目標和尊嚴”的必由之徑，而強調國家的純潔和權力，就意味著在民眾心理上“把天皇理想化為日本民族特性的載體和泉源”。石原們自然知道，在日本現在的民主政體下，不可能恢復戰前的“實君立憲”，他們只是希望在文化上回到戰前，即像戰前那樣讓全體日本國民都奉天皇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對其保持敬畏，哪怕天皇“只是一個幻想”，“一個給人慰藉的虛構”。

　　然而令“新民族主義者”們痛錐入心的是，國際上和日本國內總有作者追問天皇的戰爭責任，如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2003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天皇的玉音放送》，就以理性的分析將戰爭責任直指裕仁天皇。書中從源頭上說明了“二戰”結束后美國占領下的日本是如何擺脫對天皇責任的追究的，同時也指出，正是這種近代天皇制，支撐著小泉首相所使用的“日本人的精神”等話語。小森陽一也是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公開信的23位高級知識分子簽名者之一。由此，人們應該能夠想象，為什么石原慎太郎等人要以那么聳動視聽的言辭從根本上否認那場戰爭的非正義性，為什么他們要那么高調地主張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并且身體力行。無論是出于堅持“新民族主義”原則的需要，還是出于和左翼人士斗爭策略的考慮，石原們都必須如此表現。

　　必須承認，石原們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的。在以個人主義為主導價值觀的西方國家德國，人們將納粹的戰敗視做民眾個人的解放，因此他們對戰爭的反省相對輕松；而在具有國家主義傳統的日本，“天皇玉音”傳來時卻有無數日本人痛不欲生，因為他們將國家的失敗等同于個人的失敗。日本人的這種戰敗觀感一直延續至今，這是他們對戰爭責任反省不徹底、不真誠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果日本人真的在文化上徹底“脫亞入歐”了，他們會怎樣看待那場戰爭、怎樣看待天皇呢？這種設想是足以令“新民族主義者”們不寒而栗的。他們必須不遺余力地維護和呼喚“純粹的、未經玷污的日本精神”。

　　媒體的“60年感覺”

　　很少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其國內政治生活會那么大程度地引起國際反應，其社會輿論又那么大程度地受到國際反應的影響。一切都是因為那場戰爭。其實對日本周邊國家而言，日本人對戰爭的態度只是一個是否傷害本國國民感情的問題；而對日本而言，一切跟那場戰爭有直接間接關系的事件，像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自衛隊出兵海外、政要對戰爭的評論等等，都直接指向“日本是不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和“日本要不要爭取主權完整”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牽動著每一個日本人的神經。

　　日本大多數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為“是”，所以他們有委屈感(如果尚不是屈辱感的話)。因為這種持續了60年的委屈感，他們更容易想起扔在廣島和長崎的那兩顆原子彈，而不愿提及南京的那一場大屠殺。日本的大多數人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為“要”，這個態度在他們看來也是合情合理，所以先后四次參拜靖國神社的小泉純一郎在日本獲得了長久的高支持率。

　　你不能說日本人都是軍國主義者，但你不能不說，他們總體上在右傾化；你不能說日本人都在美化那場戰爭，但你不能不說，他們總體上不準備懺悔。

　　石原慎太郎大力推崇的“日本精神”，并不是憑空起屋，而是擁有相當的文化心理基礎的。

　　最有利于辨識在長時段內具有穩定性的國民文化心理的，是一國的媒體在長時段內的表現。

　　“我們在1995年的8月15日前后做了不少總結性的報道。我的感覺是，日本人雖然也有60年一周期的概念，但那主要指人到了60歲，在國家的重大問題報道上，我們還是按50年或100年的尺度來衡量是否夠集中報道的分量。”日本一位雜志副主編對《經濟》記者說。

　　從靖國神社院內日本媒體記者的數量上看，他們也在花不少精力做戰后60周年的相關報道，但是這種報道只限于靖國神社或者是戰前的史料挖掘，缺少對戰后60年的整體總結。

　　2005年8月15日這一天，保守的《讀賣新聞》發表社論，用很大的篇幅盛贊了東京審判期間擔任大法官的印度人帕爾。帕爾認為東京審判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是一種“儀式化了的復仇”，他提出了所有甲級戰犯均無罪的“帕爾判決書”。《讀賣新聞》既沒有講東京審判有多少個法官，也沒有觸及其他法官的判決書，孤零零地提出帕爾判決，好像東京審判只有帕爾一人似的。

　　日本的神社一般是只記錄名字，不供奉偶像的，在這里能找到馬或犬的偶像，但找不到人。然而靖國神社不同，這里開始有了日本將軍的塑像，雖然是遠遠地站在牌樓(鳥居)的外面；還有一個人極為特殊，他就是《讀賣新聞》盛贊的帕爾法官。離正殿不遠的地方，帕爾的肖像被雕刻在了青石上，宮司(神社僧侶)的頌詞也被刻在了肖像下面。

　　強烈主張與中國對峙的《產經新聞》，在2005年8月15日的社論(該報叫“主張”)中，把很大一部分文字放在了中國問題上，不僅談到了4月份發生在北京、上海的游行，還特意講到抗美援朝、炮轟金門、中印、中蘇、中越邊境戰爭等，捏造中國對鄰國的“軍事威脅”，相應淡化日本對他國的侵略。《產經新聞》這篇社論的結論是：在就要開始的新的一輪60年里，“日中關系已經在東亞處于戰略競爭、對立的新階段”。

　　同一天的《日本經濟新聞》在頭版發表了評論員(論說主干)岡部直明的文章，主張超越國家主義。《朝日新聞》這一天的社論在最后說：“在日本走過戰后第60個年頭的時候，該如何尋求世界的和諧，需要日本的勇氣與思慮”。《日本經濟新聞》所說的“超越”，《朝日新聞》所說的“勇氣”，實際上是對《讀賣新聞》向后看的歷史觀點、《產經新聞》惟以天下大亂為樂的破壞主義的一種批判。盡管如此，我們不能不了解的一個事實是：在日本發行量最大的五份報紙中，以政治立場而言，除了居中的《日本經濟新聞》外，靠右的大報與靠左的大報是分庭抗禮的。

　　這就是說，右傾化的政治觀在日本占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而且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日本媒體右傾化的程度越來越大，在民眾中的影響越來越顯著。

　　對文化心理的推究，對社會輿論的實證，都指向一個結論：這是一個越來越不準備懺悔的國度，因為她的國民不愿也不會輕易拋棄“日本精神”。問題是，沒有人知道，具有如此“日本精神”的國度會擁有怎樣一個未來。

　　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

　　軍事大國的建設與喧囂

　　如果把靖國神社的現狀和8月2日發表的《防衛白皮書》(2005年版)結合起來，有人總不免擔心，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跡象。就我們的觀察，我們認為日本實際上已是軍事大國，日本也有人在炒作中國軍事威脅，但日本不可能回到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道路上去。

　　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04年報告，日本軍費開支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自衛隊的定編為25萬3000多人，防衛預算為500億美元，資金十分充足。

　　日本軍隊擁有世界上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包括最先進的地對空導彈、反坦克導彈，有坦克600輛，海上自衛隊有護衛艦及潛艇53艘，海上和航空自衛隊共有戰斗機等500架，從裝備的現代化水平來說，是世界上最強的軍隊之一。

　　日本人口是中國的10分之一，國土為中國的26分之一。中國軍隊人數為250萬左右，日本為25萬，從軍人占社會總人口的比率上看，日本與中國相差不大，但從軍費上看，日本為500億美元，中國為230億美元，日本是中國的兩倍多，日本每個軍人的軍費為中國的20倍以上。

　　單純以反恐的名義維持日本現有的軍事力量，顯然很勉強。日本過去從未發生過外來勢力對日本國家的重大恐怖事件。日本需要找一個借口，來擴大或保持它的軍事力量。

　　從今年8月發布的防衛白皮書看，日本把這個借口安在了中國身上。白皮書公開說，為了防衛來自中國的攻擊，日本要采取“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以海陸空三軍的現代化為中心，積極地推進軍事變革。

　　但是我們從靖國神社那些身穿黑色禮服或戰斗服的日本右翼的叫喊聲中，只能聽到他們要“防備”中國、跟中國對峙的主張，有幾個膽大點的還要奪取被俄羅斯占領的北方四島，但聽不到他們擴張領土方面的口號。以日本現在的國際政治力量，再像60年前那樣，顛覆其他國家政權，扶植一個傀儡政府來全面為日本服務，這種野心也許不能說絲毫沒有，但如果真地說了出來，恐怕連日本普通民眾都要笑掉大牙吧。

　　維持并盡可能擴充軍事力量，這是日本保守派報紙《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多年來的主張，讓小泉純一郎在8月15日這天參拜靖國神社，也是這些報社的高層明確提出過的。不過，即使是《產經新聞》這樣明顯右傾、積極反華的報紙，盡管炒作中國的“軍事威脅”，主張繼續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但也未流露出對中國的領土野心。他們還不至于對世界大勢和日本民眾的狀況那樣無知。

　　靖國神社里一小撮人的軍國主義情感是存在的，但那和軍國主義作為一種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復活是兩回事。日本不可能再次走向戰前的軍國主義老路，日本的經濟、政治體制已經不允許軍國主義的存在，這也包括煽動和中國對立、要借中日之間出現的矛盾火中取栗的《產經新聞》在內。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