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工程：執行之惑

　　安徽陽光工程調查（上）本報記者 王永群

　　“針對陽光工程實施過程中一些地方想方設法套取中央和地方財政補貼現象，我們制定了這個通知，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和規范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財政補貼資金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嚴防套取培訓補助資金的現象。”安徽省財政廳農業處副處長王茂勝拿著印發不久的紅頭文件對記者說。

　　這份文件是安徽省財政廳、安徽省農委、安徽省監察廳聯合出臺的《安徽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財政補助資金管理實施細則》的通知，《細則》對安徽省勞動力轉移培訓過程中財政資金的申報、使用、監督與管理等方面都作了大量規定，而催生這一細則出臺的直接原因是2004年末部分地區出現的“套資沖動”。

　　“由于涉及面廣、任務繁重，陽光工程運行過程中管理上是出現了一點問題，但并不是普遍現象，騙套資問題只是個案。”具體負責陽光工程項目的安徽省農委科教處處長趙熙玲對記者說。

　　記者了解到，在經過幾個月的嚴查之后，2005年安徽勞動力轉移培訓確實在按計劃穩步推進，但就被寄予眾望的陽光工程本身而言，在記者的采訪中，這項被譽為“德政工程”、“惠民工程”的項目卻并沒有讓記者感受到“如沐陽光”般的輕松。

　　監管難題

　　“陽光工程”全稱“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是由政府公共財政支持開展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前的職業技能培訓。培訓經費實行政府和農民個人共同分擔的投入機制，地方財政扶持資金與中央扶持資金統籌使用。

　　“2004年中央對安徽的轉移培訓資金是1600萬元，省級財政也安排了1600萬元的培訓資金，按照文件規定，我們要求市、縣財政每人按50元標準給予培訓補貼，其中90％以上的資金直接撥付給受訓人，考慮到人多量大，為了減少發放工作量，其余不到10％的部分發放給培訓機構。即具有培訓資格的培訓學校，每培訓一名農民工，學校可獲得中央和省級財政各100元、縣財政50元的財政補助，讓他們在培訓時減少收費金額，使農民間接受益。”王茂勝對記者說。

　　正是這份看似完美的分配方案，在實際運行中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2005年2月6日，農業部、財政部等六部委下發了一個《關于對陽光工程項目執行情況進行核查的緊急通知》。該《通知》說，“陽光工程”自2004年4月啟動以來，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具體執行中，個別地方由于認識不到位、監管不力等原因，出現了一些問題。

　　“主要是套資問題，一種是利用別人身份冒領補貼，一種是利用培訓人員不知情狀況拿著補貼收著同樣的錢。由于執行政策時只能在中央文件的框架下進行，所以在開展工作過程中我們的靈活性很小，這也正是全國各地都出現不同程度套資現象的原因，并非安徽特有。”王茂勝說。

　　“2004年我們培訓了將近15萬人，農民的流動性又很大，這么龐大的數目哪能面面俱到，我們忙不過來。”趙熙玲無奈地對記者說。趙熙玲說的監管難題確實比較大。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安徽陽光工程指導小組組成單位除有與國家農業部、財政部、勞動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設部對應的廳局參加外，還有安徽省扶貧辦、物價局、氣象局、婦聯、團省委，指導小組辦公室掛靠在安徽省農委。小組“龐大”的家族只是形式上的成員而已，實際負責項目執行的是安徽省農委科教處，具體人員只有幾人，并且他們還肩負著原來的日常工作。“神散與形散”機構組成也讓趙熙玲“忙不過來”。

　　不能承受之重

　　記者在采訪中同時還發現，對于陽光工程而言，運行中的偏差很容易解決，但“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在自身定位尚存在矛盾的前提下，市場對這樣的培訓很難抱有太大的希望，從體制上完善設計中的偏差、從根源上推動陽光工程向縱深方向深入遠比糾錯要難的多。

　　“對于培訓機構來說，如果不添加器材、場地等培訓設施，僅就教師的加班費、水電、管理而言，要培訓一位學員至少要600－1000元。按照規定，每個人最多是250元，實際上到位的只有200元，縣里配套的50元根本就沒有到位，縣財政本來已十分困難，哪里還有配套資金，多收又是違規。既然我是做教育的，就要遵循教育規則和市場游戲，我們不是慈善機構，賺不到錢還要貼本，關鍵是我們學校也虧不起那么多。這個培訓我不能做。”安徽省水產學校校長潘松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說。在許多培訓機構都將培訓項目看做是“香餑餑”時，潘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的為數不多的“傻子”。

　　安徽省人大農工委主任王立祝從法制的層面將潘松林的資金困惑作了解釋。“陽光工程剛剛開始，中央文件只確定了從2004到2010年培訓目標，在資金方面并沒有說明，地方政府在這方面也沒有明確的法規，所以資金問題成了首要難題。”

　　“對于單項技能培訓，不論農民工與否，要達到勞動技能鑒定要求，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有的工種還要更長時間，省里文件規定是15到90天，但實際上拿到培訓資格的培訓機構培訓時間基本上在一周左右，這么短的時間，根本學不到東西。”潘松林從教育的角度對記者做了進一步分析。

　　“在培訓對象方面，《細則》沒有明確規定，事實上最需要各方面認真考慮的是九年義務教育后直接推向社會的學生。2004年安徽普高升學率是55．6％，這就意味著近50％的中學生流向社會，他們才是真正急需全面學習培訓的人員，雖然解決不了實質問題。”潘松林說。

　　“我們宣城是陽光工程培訓做的比較好的地區，2004參加培訓人員近1萬人，培訓后遇到的最大難題是拿到資格鑒定證書的目標太難，因為國家勞動保障部沒有明確規定培訓后鑒定費減免，地方也沒有一個紅頭文件，鑒定費居高不下，鑒定過程手續繁瑣，致使培訓后的學員大多不愿參加技能鑒定。對于文件要求培訓后要達到80％以上就業目標我們根本無法統計，因為農民工流動太大，無法做到跟蹤調查。至于培訓比例，安徽去年外出務工人員超過1000萬，參加培訓人員不到15萬，杯水車薪。”安徽省宣城市農委主任陳世躍對記者說。“不過有總比沒有好，畢竟開了頭。”

　　“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好的機制，從基層情況來看，培訓做得好的幾乎都是民間組織，他們在培訓、就業方面的訂單式一條龍服務值得政府扶持。陽光工程實現市場化是關鍵，只有取得邏輯上的自洽，才有可能獲得行動中的自知。”王立祝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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