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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雄偉／文
日前，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公共健康危機與衛生法”專題中方主持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李宏規呼吁：中國應制定統一的《衛生法》，從立法上確立醫療改革的大方向和政府責任，確認國民的合法利益。
———《新京報》
李宏規的建議非常可貴，也代表了有識之士的普遍看法。如著名的評論家馬國川在9月5日的《經濟參考報》上就撰文呼吁，“醫療改革，不妨立法先行”。他們一致認為我國的醫療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強調要加強政府責任，不能把事關民眾健康的大事完全推給市場。加強政府責任沒有錯，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避免醫改走進“管死放亂”的惡性循環。
過去我國在改革問題上經常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因而導致“抓放循環”。例如，在醫療體制改革前，醫療部門被管得太死，沒有一點兒自主權，導致醫療機構效率低下；醫療體制改革后，醫療機構權力確實增大了，可是出現了開大處方、高收費、亂收費的現象，醫療機構管理混亂。現在，假如一味強調加強政府責任，誰能夠保證政府不會重新把醫療部門管“死”，從而墮入“管死放亂”的惡性循環呢？
我們的改革有一個普遍的模式，即“放權讓利”。可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出現權力沒放棄，責任卻被放棄了的現象。結果是“放權”變成了“棄責”，甚至發展成一面放棄公共服務責任，一面卻利用權力“與民爭利”的局面。“放權讓利”就蛻變為一種“棄責爭利”的模式。于是，舊體制下本來水平就不算高的醫療服務與保障功能，很快趨于瓦解，醫療機構本身逐漸成為自我服務的利益集團。就這樣，我國醫療服務領域釀成了今日的危機。
因此，導致“管死放亂”的惡性循環的原因，根源在于我們缺乏一套對于“公共權力－公共服務部門”的“授權－問責”制度，因此形成的“權責不對應”在任何運作方式的變更中都具有一種“選擇性適應”功能：在“抓”的時候往往“重權不重責”，在“放”的時候又常常“放責不放權”。結果便造成權力部門的公共服務責任越來越弱，而壟斷資源自我服務的“部門權力”卻越來越大。在“小政府”理由下該做的事它不想做就可以不做，而在“大國家”的旗號下不該做的事只要有利它就可以強做。這種情況下，在單純強調“市場導向”和“政府管理”之間的搖擺，必然導致“管死放亂”的惡性循環。
所謂發展市場經濟需要“小政府”的說法，其本意是要減少約束而不是取消服務，是限制權力而不是推卸責任。現代政府是權力受約束的政府，同時也是責任可追問的政府。因此，政府必須做到的是，在適合市場化的領域約束權力不要“與民爭利”，而在公共服務領域履行責任不要把責任推卸給“市場”。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做到一方面“限權”，一方面“強責”。只有從兩方面推進權責對應，建設一個具有現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權力－公共服務部門，我國的醫改才能走出“管死放亂”的惡性循環。（12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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