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主與現代世界體系

　　作者：舒煒

　　在英國任教并擔任留英經濟學會會長的華人學者張志超先生言：“這次的人民幣匯改同過去的匯改大不相同。其意義遠超過糾正失衡的匯率，而是通過建立一個靈活的匯率制度安排，為中國的金融崛起奠下基礎。” 筆者非常同意，同沸沸揚揚的人民幣升值聲浪相比，對中國真正重要的東西乃在于——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通貨，以中國為支柱的亞洲貨幣合

作逐漸發展，中國參與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的制定和協調。

　　進而言之，中國金融改革的根本方向乃是：政治上寸土必守，經濟上誓不任人魚肉。 如果用世界體系理論的語言來說，這意味著

　　世界體系理論在近三四十年來已經成為分析現代世界政治經濟的銳利工具。1974年，歷史學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精心之作《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標志著世界體系理論的正式成型。

　　世界體系理論大幅度吸取有關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特別吸取了第三世界，比如拉美一些國家的學者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認識，其重點在于：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里對發達國家有很強的依附性，兩者之間的不平等性質使其現代化進程畸形發展，經濟結構失調，造成難以修復的混亂，甚至使得發展中國家永遠難以擺脫依附、被壓制、被剝削的地位，陷入所謂“拉美資本主義”狀態。

　　新一代世界體系理論研究的領軍人物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集中研究近兩百年的歷史演變，更進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現代世界體系目前正陷入危機，走向終結和沒落，東亞能否為世界開拓出一條全新發展道路則尚在疑問當中。

　　阿瑞吉的一個重大判斷是：1989年實際上可視為20世紀的終點，現代世界體系由此進入了一個混亂、過渡和重組時期；1989年的巨變“標志著一種結束，不僅是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發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時代的結束，而且是自從‘漫長的’16世紀以來就存在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束”。由以前三百年兩次霸權轉移的方式中，我們可以大致預期世界體系變化的動力機制，并判斷現在的體系危機將如何轉換。

　　如果說，現在是美國的世界霸權衰落和危機時期，那么就可以用先前世界霸權轉移的兩個時期對之進行類推。這兩個時期是：18世紀世界霸權從荷蘭向英國轉移，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霸權從英國向美國轉移。

　　對于這樣的霸權轉移，特別有四個相關層次值得注意，一是“地緣政治和巨額融資”，即國家之間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是否有可能出現一個新的霸權國家？二是國家和大規模的跨國商業機構之間的力量平衡，跨國商業是否徹底摧毀了國家的權力？第三，上述兩種力量關系是否會徹底沖垮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沖垮社會生活和再生產的基礎條件？最后，則是從世界歷史角度來看待西方霸權，“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特別是西方主宰現代世界體系的五個多世紀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金融擴張使衰落的霸權國權力膨脹，緩和著體系崩潰的趨勢，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動資本和金融擴張也加劇著各種沖突；混亂不斷的情況下，如果出現具有更強整合能力的政治及商業治理機構，則資本就會重新分配給具有更大安全性的新興力量，導致新霸權的興起。阿瑞吉就此分析指出，“金融擴張是霸權危機和危機最后轉化為霸權崩潰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8世紀荷蘭和英國之間爆發的金融危機，就使得更富有總體綜合能力的英國成為新的霸權中心；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在英國和美國之間集中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國得以完成自身的轉化和總體能力的升級，取代英國。這一歷史進程中，荷蘭領導的時期，《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正式確立了新興歐洲國家體系；英國領導的時期，主權國家的歐洲中心體系擴展到全球；美國領導的時期，世界體系的影響和滲透力進一步加強，已不再以歐洲為中心。

　　而新一輪的危機，將是更大范圍的全球組合和新力量中心的崛起，新的全球領導力量從東亞經濟的主要中心當中出現，將是解決世界體系大混亂的關鍵條件。依我們看來，美國的政治-軍事優勢、歐洲的政治-文化優勢、東亞的經濟優勢和政治-文化潛力，這三者之間有著復雜的沖突趨勢，也包含著某種結構均衡的可能，這種均衡和沖突兼具的情況可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持續下去。現在雖然還沒有強大可靠的新力量足以挑戰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但與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相比，美國顯然更有力量把衰落的霸權轉變為剝削性的優勢，并有可能加深現代世界體系的根本危機。

　　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強烈的金融自主意識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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