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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 梅新育
亞洲似乎總是與經濟增長“奇跡”之類的字樣聯系在一起的。在日前發布的《亞行2005年關鍵指標》中，一組貧困人口估算數據卻讓人看到了亞洲“經濟奇跡”背后的濃重陰影：2003年，亞太地區有18.5億人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占整個地區總人口的57.4%；其中赤貧人口(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約6.21億，占發展中亞太地區總人口的19.3%。在2003年全部6.
21億赤貧人口中，印度占3.27億，中國占1.73億，其他南亞國家占7700萬。
即使不考慮道義原則，即使不考慮減少貧困、提高國民收入本來就是經濟增長的目標所在，即使不考慮減少貧困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意義，僅僅從狹義的經濟增長角度來看，減貧也為經濟持續增長所必需。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拉動，內需不振的癥結在于消費需求不振，而在大量貧困人口存在的情況下，我們無從指望消費需求全面大幅度提高。不錯，亞洲在減貧方面的成就不可抹煞，以1990年相比，2003年亞太地區赤貧人口數量減少了3億；但迄今仍有將近1／5的人口生活在赤貧之中，表明亞洲減貧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減少貧困需要從減少存量和避免增量兩個方面著手。要減少已有的貧困人口，必要的社會救濟措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給貧困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給他們提供向上流動的機遇和希望。就前一點而言，除了鼓勵適當的產業發展之外，我們還需要防止一些部門于法無據且五花八門的收費扼殺就業機會；就后一點而言，我們則需要充分發揮教育的功能。
與有著森嚴等級制度傳統的印度等南亞國家相比，中國傳統上收入分配失衡程度較低，目前減貧實績也較大。《亞行2005年關鍵指標》報告指出，在整個亞太地區1990-2003年間減少的赤貧人口中，中國占68%，赤貧人口數量減少了2.04億人，同期南亞國家的赤貧人口只減少了5400萬。
之所以如此，原因無他，中國很早就通過科舉等一系列安排向社會下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渠道，而印度人自出生伊始其社會地位就已經固定。通過這種機制，局部的社會不公正和貧困能夠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逐步消解于無形，而不至于激化成為外在的社會動蕩。然而，如果高額的教育收費擋住了貧困家庭子女向上流動的途徑，那么，上面的機制也就無從談起了。
在這個一切事物都在急劇變化的時代，與減少貧困人口存量至少同等重要的是避免貧困人口增量。中國在不長時間里就從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轉變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早在1997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報告就指出，中國19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數是0.28，1995年是0.38，90年代末是0.458。更關鍵的是，這種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在相當程度上系對剝奪多數人所致，在許多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在一些地方的野蠻拆遷中，我們都看到了這種剝奪如何在短時間內就制造出一小批高收入者和一大批新生貧困者，外加彌漫全社會的離心離德情緒。防止新增貧困人口，關鍵在于防止這種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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