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吳敬璉的呼吁到底代表了哪些另類的聲音

　　名人就是不同凡響。

　　日前，在剛閉幕的“21世紀論壇”上，吳敬璉一番呼吁又一次招徠眼球。

　　“21世紀論壇”是由全國政協發起并舉辦的大型國際會議，從八屆全國政協開始，每屆政協舉辦一次，曾分別于1996年、2000年舉辦過主題為“展望21世紀的亞洲與中國”、“

經濟全球化———亞洲與中國”的國際會議，在海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本次論壇為第三次會議，主題是“可持續發展——中國與世界”，世界各國的著名政治家和知名專家學者共200多人與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論壇開幕式并發表了演講。

　　為把研討引向深入，本次“論壇”設立了等7個專題。吳敬璉代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專題討論組做總結發言時說：專家一致呼吁，希望未來五年中，政府職能加快轉變以保證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而實現可持續增長。并一再強調“政府在行使職能上存在的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問題引起了與會專家的高度關注。”說來話去——不論是“專家一致呼吁”，還是“專家高度關注”，事實上都是吳敬璉觀點。

　　國研中心的陳清泰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周期與政府換屆一直保持著明顯的相關性，說明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狀況沒有根本轉變。“如果政府試圖繼續維持主導經濟增長的地位，那么這種高速度、低效率的局面就無法扭轉。”隨之，發改委常修澤表示，中央從1995年就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久轉而無根本效果”，根源之一就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該首先扭轉這種政府主導型模式，而不僅是把改革政府自身管理體制作為改革重點。議來論去，論題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變成了“扭轉政府主導型模式”，“政府職能”、“政府主導”等等好似成了轉變增長方式的“大敵”。

　　俗話說：吃水不忘挖井人。

　　自建國乃至改革開放以來，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外人稱贊中國經濟成就的時候，總是忘不了提及中國政府。可見，對于一個人口逾10億，發展和收入均不平衡，正在經歷社會、經濟、文化轉型的國度來講，“政府職能”和“政府主導”是核心，決不能淡化或漠視！叫人不解的是，吳敬璉等先生們在抒發呼吁和見解后，弄個“言者無罪”溜之大吉，并沒就問題祭出什么高招。

　　俗話說：逃了和尚，逃不了廟。吳敬璉等倡導的“政府化”，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呢？

　　就經濟發展模式而言，拉美模式便值得借鑒。在拉美一些樣板國家近年頻頻出事之后，關于拉美模式的爭論漸漸集中到一個問題上，那就是新自由主義問題，即新自由主義給拉美帶來的到底是繁榮還是災難，新自由主義模式到底適不適用于拉美？尤其在2001年底阿根廷爆發了一場經濟、政治、社會的全方位危機后，關于拉美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爭論更是空前激烈。19世紀末20世紀初，阿根廷是“世界的糧倉和肉庫”，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的巴黎。那時，阿根廷已經躋身于世界10大富國行列，人均GDP甚至高于當時的德國和法國。從1991年到1998年(除1995年外)，阿根廷的GDP都是正增長，直到2001年底危機爆發前，阿根廷的人均年收入已達到8000美元。但從1999年開始，阿根廷經濟就不斷暴露出種種敗績。雖經此后幾屆政府的努力，但仍然難挽狂瀾于既倒，全方位的國家危機終于爆發，多年的經濟成就毀于一旦。隨著比索大幅貶值，阿根廷人均年收入跌到2000美元左右，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究其原由，普遍認為阿根廷危機的根子在于新自由主義模式。90年代，拉美許多國家廣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是抹殺不掉的事實。一方面，這是基于一些西方大國的“推銷”，另一方面，這是基于新自由主義曾經在一些西方國家獲得成功。這種放任自流的經濟發展模式，使阿根廷民族工業喪失了國際競爭力，政府喪失了對國民經濟的

　　以史為鑒，以鄰為戒。拉美化的“自由”決不能在中國重演！

　　話說過來，在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政府職能”、“政府主導”必須改進，但不能搞什么莫名其妙的“加快轉變”。如溫家寶總理在“論壇”上所云：我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我們在實踐中積累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將著力抓好以下重點任務——第一，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第二，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第三，顯著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第四，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第五，更加重視加強

　　最后，溫總理信心豪邁地表示：中國是大家庭中的一員，愿意為可持續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次會議的召開，為我們學習和借鑒國際經驗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廣泛交流，加深了解，擴大共識，加強合作，共創人類社會美好的明天。

　　美好明天需要大家共同創造。

　　不知吳敬璉的“呼吁”————到底代表了哪些另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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