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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峰
“從總體上看，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只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整整落后10年�！比涨埃瑖医y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表示，“城鄉消費差距令人震驚。”
邱曉華為此例舉的數字是：收入消費方面，城鄉差距為3.21∶1；教育衛生方面，城鎮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比例分別是鄉村的3.4、6.1、13.3、43.8、68.1倍；目前，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只有10%左右，而城市合作醫療覆蓋率則為42%；政府公共投入方面，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財政支出比重不斷下降，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而2003年主要針對城市居民的各項財政性補貼，超過了國家對農業基本建設的支出……
上述數據對比，無疑觸目驚心。很明顯，城鄉消費上的巨大差距，顯示了兩者在收入水平、消費能力上的懸殊地位，但是，這種懸殊背后見證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說，城鄉消費鴻溝的實質究竟是什么？在筆者看來，無非又是權利本身的差距。
以教育為例，表面上看，城鄉學歷人口的巨大反差，似乎只是農民收入低下，教育消費能力有限的結果，而事實并沒有這么簡單，其實仍是一個城鄉教育權不平等的問題。長期以來，農村基礎教育主要是農民以教育附加等稅負形式在自我負擔，從校舍建設到教師工資等等，均是如此，義務教育實際上成了農民的義務；而在城市，雖然城市居民也有相當的教育負擔，但起碼像校舍、教師工資這樣的投入主要還是由政府承擔的。由此不難看出，享受教育權差距，才是造成城鄉教育水平懸殊的制度化根源。同樣，在醫療衛生方面的差距，背后也有一個健康保障權分配失衡問題，為什么農村合作醫療覆蓋遠不如城市？根本還在于，健康權利的不平等，醫療資源被人為過度地集中于城市，農民無法分享公共衛生支出上的國民待遇。
細究下去，城鄉間的權利落差還遠不止這些。比如在經濟勞動權利方面，和城市居民相對寬裕的擇業、遷徙、勞動保障權相比，農民無論是在鄉村的土地財產權上，還是在城市的外出打工謀生權益上，均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這方面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筆者就不再贅述了。
在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等方面，農民同樣是權利的邊緣者。如在前者，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而幾億農民卻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組織。社會學理論認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強弱，并不在于人數的多少，而取決于其組織程度。顯然，和社會所有其他群體相比，時下農民都是組織化程度最低的一群，由此，在社會博弈中，他們總處于失語狀態、一再成為利益的犧牲者，幾乎不可避免。而在政治參與方面，農民地位的邊緣化同樣不容樂觀，以人大代表中農民代表的構成為例——五屆人大以來，農民代表比重由20.59%下降為8.4%，遠低于他們在總人口中的實際比例，這樣的代表結構，對農民的權利維護無疑不利。
可見，要消除這種城鄉差距，在經濟層面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支持農村”固然非常重要，但從公民權利層面著手，彌合消費差距背后的權利差距，更為根本，也更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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