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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出現矛盾或者出現重大分歧的時候，少數精英人士不但能夠設置重要議題而且能夠左右輿論的導向，影響社會討論的最終結果。中國社會的這種現象有悖于現代市場經濟多元化的要求，堵塞了社會弱勢群體改變自己命運的通道，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產生嚴重的社會危機
-喬新生
當前，少數精英人士不但控制著公權力，而且掌握著社會的話語權。每當社會出現矛盾或者出現重大分歧的時候，少數精英人士不但能夠設置重要議題而且能夠左右輿論的導向，影響社會討論的最終結果。中國社會的這種現象有悖于現代市場經濟多元化的要求，堵塞了社會弱勢群體改變自己命運的通道，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產生嚴重的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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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現精英控制社會的局面，是因為我國的制度設計存在不合理和社會價值觀念出現了變異。首先，“議行合一”致使各黨政機關的官員同時又是民意代表。換句話說，只要能夠在黨政機關，乃至其他權力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從理論上來說就具有了民意代表的資格。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來自公權力機關和來自國有事業單位的人大代表超過90%，來自工農第一線的基層民眾代表很少。這樣的制度設計雖然有助于提高決策執行效率，但是由于執行機關同時也是決策機關，決策機關同時又是監督機關，所以一旦政策出現偏差，所帶來的破壞性將會很大。不僅如此，由于普通公眾較少通過民意機關表達意見的機會，所以他們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缺乏應有的熱情，對國家政策的實施存在著或潛藏著不合作情緒，導致政策的執行成本越來越高。國家權力機關為了推行政策，不得不在人員配備上加大力度，黨政機關“精簡——膨脹”的現象反復出現。加之許多黨政官員缺乏溝通意識，黨政干部增多反而使干群之間的關系緊張。
其次，從社會價值觀念來看，“勝者通吃”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公共領域，不論是商業化運作的“造星運動”，還是在學術領域領導者的遴選程序，都存在著價值觀被扭曲的現象。現在，“造星運動”使得西方國家的明星制度發展到極致，以至于一些依靠出賣色相或者制造聳人聽聞事件的演藝界人士，通過吸引公眾的眼球，不斷地炒作，從而占有大量的社會資源。而那些默默無聞創造財富的勞苦大眾，卻被媒體逐漸的邊緣化。這種“造星運動”與精英主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少數成功人士就是依靠纏身的緋聞努力躋身上流社會，從而成為所謂的精英分子。這些人不是財富的創造者，而是財富的占有者、浪費者。這些人的成功之道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許多年輕人以為，要想真正擁有財富，不需要腳踏實地辛勤勞動，只需要通過制造新聞、吸引公眾的注意就足夠了。
這種精英主義的出現不僅加劇了整個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衡性，而且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觀念出現劇烈下滑的趨勢。在這樣的社會里，責任感和公民意識幾乎成為一種反諷，只要能夠通過各種途徑晉身上層，就可以坐享一切。而一些在基層苦苦掙扎的普通公眾寄希望于在互聯網等虛擬的世界通過制造怪異的明星，尋求心理上的平衡。有人為了一夜成名不惜犧牲自己的價值觀念，迎合公眾的低級趣味。
這是非常可怕的。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成功人士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左右他人的命運。而在虛擬的世界或者戲曲舞臺上，少數人通過自己的出格表現，吸引公眾的目光，進而獲取商業利潤。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強烈反差，使得社會處在一個不正常的狀態，普通民眾通過虛擬網絡發泄自己的情緒，制造自己的明星，幻想成為公眾注意的對象；而那些擁有一官半職的人士卻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左右逢源，他們“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逐漸地控制著社會的資源。在這種相互平行發展，又互不隸屬的兩個世界，權力在不斷地放大，情緒也在不斷地醞釀，矛盾在不斷地集聚，社會不斷被扭曲。
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不能夠讓公權力控制私人的權利，更不能通過堵塞普通公眾發泄的管道來粉飾社會。而應該建立一種人人分享的體制。和諧社會的本來含義不僅僅是指物質上的滿足，其落腳點就在于創造一個人人都可以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社會，而這樣一個社會遠遠不是中產階級這樣一個概念所能夠囊括的。如果說中產階級意味著物質上的富足，那么，取代精英社會的平民社會才是和諧社會的真正表現。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不但擁有賴以安身立命的財產，而且能夠通過參與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實現整個社會財產的合理分配。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有機會參政議政，都有機會將自己的意愿上升為國家的法律。這樣的社會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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