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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最新一期《國際先驅導報》的一則調查很有意思：很少有人承認自己是中國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而且那些實際上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快樂，甚至表現出集體性的郁悶，如政治精英為人際焦慮癥困擾，商界精英身心疲憊，文化精英累于喧嘩。
應該說，在一個創富規則嚴密、從而貧富差距不是太大的社會中，“既得利益者”是
一個值得自豪的身份。因為在共同的規則下，我能夠獲得更多的財富，汲取到更多的資源，成為“既得利益者”，表明我捕捉機會和創造財富能力的超群。最關鍵的是，大多數人都能在規則下有機會成為“既得利益者”，身份的開放決定了符號所指的褒義。
而在我們語境中就不一樣了，權力尋租和權貴掠奪普遍存在，社會在追逐財富上缺少共同遵守的規則，所以貧富差距拉得很大，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能通過灰色途徑(權力腐敗、關系網、購買權力等等)成為“既得利益者”———這種“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是封閉的，少數人成為得益者，大多數人心中是“相對剝奪感”和“實在剝奪感”，這種環境必然造就了“既得利益者”這個詞在我們語境中的“道德審判”意味：“你所得乃我所失”。
在這種對“既得利益者”帶著強烈“道德審判”沖動的現實語境中，有幾個人敢承認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最務實的態度就是“悶聲大發財”。下面看另一個問題，不承認既得利益也就罷了，為何還集體性地表現出了不幸福感？我想，問題還出在創富規則的不健全上。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只有一個健全的規則，才能給人帶來穩定的預期；而只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才能給一個人帶來恒久的幸福感———意外得到一筆橫財，雖然會帶來幸福感，但這種感覺不會持久；而規則則能讓人通過預期把握未來，能把握未來的快感才是持久的快感。顯然，這一代脫胎于前20多年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中很多人的財富并非通過合法規則取得，那么未來是否能守住財富？預期的不穩定自然帶來集體性的郁悶。而那些通過規則合法取得財富的既得利益者，也因為規則的不健全，對未來并無把握，此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
寫到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的富人對慈善事務為何總是那么消極———跟這種對自身財富的悲觀關系非常密切，自己的財富都那么不確定，哪會想到送給窮人？自己都不快樂，怎么會想到讓別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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