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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海建
9月1日《新聞晨報》消息：今年3月，河南省委副書記解讀如何提升河南人形象。面對長久以來某些地方對“河南人負面形象”的片面夸大問題，“河南人的負面形象，說到底還是個窮的問題。”河南省委副書記王全書在接受采訪時，這樣分析其中的原因。
在經濟發展日益同質化的今天，誰都得承認：基于歷史人文等綜合基因的“地域形象”還旗幟鮮明地張揚著。從倍受詬病的“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的橫幅、到招工時“某某的留下某某的走人”的殘酷，妖魔化的地域形象已經成了不容繞道的劫難。盧梭在《懺悔錄》里感嘆：“任何一種事物，無論它粗鄙還是高貴，如果被演變成一種仇恨的公共形態，往往也就失去了公平與公理。”但抽象的公正和公理又是荒謬的，很顯然，地方政府是清醒的，王全書說：要像愛護眼睛一樣維護河南形象。當河南人開始直面“窮”這個根源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思考：那什么來捍衛我們的“地域形象”？
首先得靠積極得力的社會文化層面的“軟引導”。“地域形象”在本質上更似一種“文化形象”，是由地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人類心理活動引發的一種輿論傾向。比如地域歧視，學者喜歡教育我們通過公民權利領域的司法介入來因應，縱使能對逾越底線的歧視行為治罪，但要刪除這種已滲入社會心理中的歧視心態，法律怕是鞭長莫及的。傳播學人士說，我們不能只依賴于孤證；一位英國報紙主編說，現在信息傳播只有風波，沒有始末……是的，就是這個多媒體的年代，妖魔化的地域形象可以比“段子”傳得更泛濫、比短信傳得更彌漫，良好的地域形象需要積極有效的文化溝通與對話，你沉默，你就可能被誤讀。曾在網絡上流傳深遠的評書式的音樂作品《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就是傳揚東北地域特質的一個經典——縱使是歪打正著。
當然，“窮”是個大問題。安土重遷的傳統，是地域形象的土壤，但若不是為謀生計，誰肯背井離鄉？是的，地域形象的背后就是經濟形象。以“經濟分析”研究“非經濟問題”著稱于世的貝克爾，1957年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他認為“雇主歧視是一種‘自我毀滅’的愛好――因為沉湎于這種愛好的雇主提高了營業成本”，但正因為此，所以振興河南也好振興任何地域經濟也罷，以更開放的姿態、更兼容的體制來迎頭趕上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痛定思痛”：譬如河南優秀工商企業能不能承載起河南標簽的作用；市場經濟在河南有沒有更親切的通行證……
巴爾扎克《高老頭》中巴黎人稱拉斯蒂涅為“外省人”，但現在的巴黎人再這樣稱謂一個外來青年，免不了要被投訴的——可見制度設計對于地域形象的匡正也很重要。當然，最重要的是：小到一個區域、一個城市，大到一個縣、一個省、一個國家和民族，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我們的地域形象就要真正與時俱進、與日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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