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市場與反市場抉擇

　　編者按：近來吳敬璉先生關于股改中的“股民強勢論”引來眾人聲討，同時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回應記者不認識顧雛軍的回答又遭到一片罵聲。

　　自從去年因為“郎顧之爭”爆發出經濟學界的大論爭以來，知識分子在面對要不要市場化、要不要改革的大是大非面前如何發言？知識分子在為自己謀利的時候該遵循什么樣的準則？如何在獲得正當私利和為公眾代言時保持平衡？

　　在中國進入改革攻堅階段的當下，如何辨別某一些人，借著市場化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而全盤反對市場體制，甚至反對整個改革，是很值得警惕的。本期我們以《知識分子：市場與反市場》為題，邀請四位嘉賓，對這些問題進行　理性的探討。下期我們將安排一組筆談，敬請讀者關注，歡迎參與討論。

　　學者是否可從企業家那里拿錢

　　秋風：過去這些年，尤其是90年代以來，很多學者喪失較多的獨立性。以前，很多學者服務于權力，現在，則服務于資本，直接服務于企業，有的是壟斷企業，有的是私人企業。這是不正常的。作為知識分子，應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財務上的獨立性，是必不可少的。經濟學家直接和企業發生緊密的財務聯系，將使知識分子的公信力受到質疑。

　　知識分子也是人，需要生存，想過上體面的生活，甚至可能追求個人福利最大化。應當追求那種“被正確理解了的利益”。有些經濟學家缺乏節制，經常忘記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職業倫理的底線何在。

　　當然，我們的社會中也缺乏將知識分子與政府、企業隔離開來的制度安排。在美國，很多經濟學家為自由市場辯護，但他的經費來自于一些基金會。他和企業是隔離的，這不管對于企業界，還是學者本人，都有好處。我們的社會能否形成這種機制？

　　劉軍寧：學者在研討會中拿錢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拿8萬元也沒有什么錯，這跟拿5000元或1萬元沒有什么區別。學者拿企業家的錢，跟大學教授拿政府的幾百萬元研究經費沒有什么區別，為何前者有問題，后者就沒有問題呢？只是應該公開自己站在什么立場上，為誰說話就說為誰說話，就像律師辯護一樣。如果兩頭占便宜，那是這個學者不道德。單純地做交易掙錢是很正當的，如果拿了錢還不替別人說話，這是另一種不道德。中國的危險不是學商結合，是官學結合。

　　新望：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搞改革的人不能超脫于自己的利益。知識分子在現在的環境下，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如果認為發展經濟也是錯的，那就太離譜了。不發展經濟，沒有GDP，國家怎么發展。相對于這個大是大非，拿點錢，占點小便宜算什么啊。如果拿了衛生部的錢就肯定要替衛生部說話。

　　馮興元：“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知識分子為企業提供咨詢拿咨詢費，關鍵是要“有道”。費是一種對稱的支付，你以私人身份提供了服務，企業給你付費。至于付費的多少，完全取決于主觀主義價值論：它視企業作為需求方的偏好和價值評估而定。為企業咨詢，只代表企業公開說話，拿企業的錢，向國家納稅。這并沒有什么不當之處。但不能一方面以代表全體百姓的名義的公共人物露面，另一方面實際上為某企業說話，并私下拿該企業的錢。另外，必須注意，社會輿論往往向相對弱者開刀。比如知識分子相對于一些貪官就是如此。

　　為何出現反市場化浪潮？

　　反對市場的潮流導致中國改革處于停滯狀態，并使民間知識分子陷入困境

　　劉軍寧：對于中國當前市場中的問題，第一個事件應該追溯教育產業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教育產業化之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人的爭論，特別是來自于民間反教育產業化的力量。即使是主張教育產業化的人，其立場也是不徹底的，恰恰是這種不徹底性導致了教育產業化的扭曲。而這又給那些反對教育產業化，反對教育市場化，反對私人進入教育產業的人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理由。我記得前些時候，茅于軾先生主張教育產業化的言論就受到網絡人士的猛烈抨擊。

　　第二個事件就是郎顧之爭，其實跟顧雛軍本人沒有什么關系，是主流經濟學家與郎咸平的爭論。但這個問題爭執的焦點是，如果國企改革導致瓜分國有資產的現象，使得國有資產流失，那怎么看待？堅持改革的人認為，即使國有資產流失，國企改革也得繼續；反對國企改革的人像郎咸平，寧愿不改革也在所不惜，也不要扭曲或是不公正地導致國有資產被瓜分的改革。爭論發生之后到現在，顧雛軍被抓起來，似乎在某種程度為“郎顧之爭”劃上了一個句號，近段政府有關部門又宣布醫療改革失敗，其原因在于市場化。現在網上反市場反改革的聲音非常強大，主流經濟學家被稱為是“無話可說，說話沒有底氣”。

　　這事實上導致中國的改革處于一個停滯階段，包括國企改革實際上已經失敗，沒有任何改革措施出臺。現在真正困難的局面是針對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面臨兩方面的壓力，特別是那些民間知識分子，這里指的不是主流經濟學家，他們一方面面臨政府權力的壓力，一方面受到來自民間輿論的壓力。那么他們還有勇氣說出真相？還有勇氣保持其獨立性？還有勇氣在面臨權力和輿論雙重壓力下提出自己真實的想法？好像那些主張改革的人也沒有勇氣面對大眾的情緒吧，更何況是他們！

　　市場化過程需要一個法治框架，沒有這個框架，市場化必然是扭曲的

　　秋風：從現在輿論、尤其是網絡輿論來看，“市場化”、“改革”這兩個詞，已經具有了負面含義。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以向往的口吻談論改革或市場化，人們普遍假定，中國應當走這樣的道路，往市場的方向改革，減少政府的干預控制，擴大市場化，讓市場來配置資源，應該推進民營化。然而，大概從新世紀開始，市場化改革失敗的斷言一個接一個，市場化的聲譽也破產了，人們認為，市場化應當對教育、醫療、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等領域中的問題，承擔責任。

　　這種話語轉換，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含義，值得我們高度重視。過去二十多年，市場話語對改革起了很大推進作用，現在這么多人反對市場化，必然影響改革的進程。人們在否定市場化的時候，也連帶著支持擴張政府權力，而在中國，政府的權力已經很大了。有的人甚至直接提出恢復計劃經濟體制。

　　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果，有兩個原因：一是改革的挫折或市場的失信，這主要跟中國的轉軌模式有關系。漸進式轉軌模式有一個悖論，它在利用市場的同時也在損害市場制度。新生的市場力量，無法擺脫權力的控制。于是，所生成的市場，就有很多扭曲的地方。能夠與不受控制的權力完美配合的，只有扭曲的市場。

　　二是經濟學家在討論市場的時候，忽略了市場背后的支持因素，或者支援性制度。經濟學家經常想象，先有市場交易，然后自然就會生成法治憲政。其實，歷史的經驗可能恰恰相反。英國和美國的市場制度是最健全的，在一般民眾的心目中的聲譽還不是特別糟糕。而在這兩個國家，都是先有憲政、法治制度，然后才有現代市場制度。

　　根據這一歷史經驗，可以說，市場化過程是需要一個法治框架的，沒有這樣的框架，市場化必然是扭曲的。人們所談論的市場化失敗，其實是政府的失敗，權力的失敗。比如，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不是民營企業家的貪婪，而是官員的貪婪。產權改革過程中之所以問題重重，根本原因在于，操作改革的行政部門及其所委任的國企高管的權力不受控制。

　　中國要實現轉型，市場化是必須要走的一步，而保障市場化聲譽的唯一辦法是強化對權力的控制和監督。

　　不要認為市場解決不了再分配就說市場失靈，市場恰恰為再分配打下了基礎

　　馮興元：市場本身只是一個實現效率的裝置，或者機制。從實現效率意義上，市場是妙不可言的。不要奢談“好的”市場和“壞的”市場。市場的“善”亞當·斯密就談到過。意思是，市場或價格象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眾多個體在追求自利的過程中，無意間實現了公共利益。市場競爭的極致可能是壟斷，這也是高效率導致的結果。

　　這時存在兩派觀點，其一認為壟斷不好，其二認為從長期來看，只要放開市場準入，不存在持久的壟斷。但是對于后者這種“去壟斷”可能意味著人們必須頗費時日等待。百姓可能失去耐心。現代反壟斷法的出臺成為重要的補充性機制。

　　市場和市場化本身的聲譽是毀不掉的。只要你認定它是實現效率的最好手段。千萬不要認為市場不能解決再分配就說市場失靈。市場恰恰不會在這方面失靈。它為再分配打下了基礎。

　　涉及高等教育領域的市場化，一些人看到許多學生畢業等于失業，一些畢業生質量差，因而怪罪教育部同意擴大招生，允許開放民辦高等教育。事實上，這種批評是有問題的。我看到許多農村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大學，父母很開心，想方設法籌錢送孩子上學。我看到很多孩子終于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即便自費也在所不惜。

　　開放辦學渠道沒有錯。至于質量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推行核準制，設置辦學的一系列最低條件。其次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來確保教育作為產品必須符合某種最低可接受的標準。這方面的做法很多。比如美國、德國管理教育的事權在于州和地方，它們可以設置一些標準，而且較之中央政府更容易監督質量。大學之間還可以自己成立高教聯合會，實行自律管理和監督。

　　市場的問題是政府運作不到位

　　秋風：我們的經濟學家過于重視交易的效率了。然而，若不考慮交易的制度框架，則效率根本就無從談起。假設顧雛軍確實是中國第一流的企業家，科龍交到他手里，也確實可能導致企業盈利最大化。但顧雛軍要獲得科龍，要必須遵循正當的程序。對于產權交易來說，交易后效率的改善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產權交易的程序。我們的經濟學家犯了一個錯誤，以經濟學的效率原則，取代了產權的程序正義問題。顧雛軍確實很有能力，但不能因此就說，不管用什么辦法，只要讓顧雛軍來經營就行了。這不是考慮政策問題的正確方法。應該看到，在政策決策中，既需要追求經濟福利的改進，也需要考慮程序正義，考慮社會的道德價值，優良的政策是在這幾個價值之間進行平衡取舍。

　　馮興元：即使你認可民營化或者市場化，還是要靠機制配合才能運作。比方說維持透明度、公平的規則，這是政府至少要做的。有人由于過程當中的不公平的程序，然后就怪罪市場化的結果，怪罪市場化本身。

　　新望：以醫療改革為例，醫療改革根本不是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從付費的方面看，政府確實沒有承擔任何費用，例如社保，政府從付費方面想市場化，但政府不承擔公共服務的成本，讓老百姓承擔，包括公共醫療。付費上要市場化，但真正提供的服務又不市場化，而是高度壟斷的。政府開放了醫療領域了嗎？民營化了嗎？沒有。醫療的價格和醫院的工資都是政府定價。問題不在市場化，在于壟斷，在于還沒有民營化就開始市場化。那些扭曲的官方機構，在醫療機構還沒有民營和競爭情況下就開始商業化市場化。這怎么能叫市場化改革呢？

　　秋風：我認為企業的商業化和市場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市場化是指向民營企業開放原來國有企業壟斷的一個市場。而在我們這里，很多改革，比如，教育、醫療改革，不過是，仍然維持某些企業的壟斷，但政府為了推卸自己的財政責任，又縱容這些企業進行商業化經營，追求利潤。其結果就是，正常的市場化企業根本沒有發育，但市場化的聲譽卻被那些搞商業化的壟斷者給毀了。

　　馮興元：民營化和市場化需要一些公平、公開、公正的程序和規則，還需要一些配套機制。這方面應該是可達成共識的。

　　這些程序和規則包括競爭性報價或公開招標，訂立民營化協議，其中又包括民營化后的商業計劃、原企業資產凈值、投資額、保留或新雇的雇員人數，民營化后所應達到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政府在整個過程中監管作用，懲罰條款，公示主要合同條款等。

　　這些配套機制比如包括政府體制改革，獨立的會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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