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退化

　　唐學鵬

　　快樂是一個最讓人大惑不解的詞語，我們這些俗人每天尋求快樂，但總夾著疲憊和消沉回家。有些經濟學家總喜歡測度快樂。他們的測量技術日趨先進，采納了社會學、心理學的方法來重新布置快樂的效用函數。但是，新技術的引入并沒給老問題帶來一個更確鑿的答案。

　　在過去的幾十年，英、美、日本以及中國，人們的收入普遍增長了幾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醫療技術的進步以及消費物資的剩余。人的壽命總的來說是延長了、體質也更健康。人們的生活更豐富有趣了。這似乎讓人覺得，生活在今天的每個人都會比1950年代的人要更幸福。

　　但是，這是錯的。根據在富裕的發達國家所做的許多民意調查顯示，一旦一個國家脫貧，國民收入增加并沒有帶來快樂的增加。舉個例子，自上世紀50年代，那些自認為“非常幸福”的人的比率一直維持在30%左右，而認為自己“還算幸福”的比率有所下降，大約下降了8%。

　　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萊亞德(Richard Layard)是一個“快樂倒退論”者，他甚至認為，古人的快樂要超過今人。他的這個觀點有點讓人吃驚，我們都覺得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教授說，大錯特錯。最重要的原因是，過去的人與人的競爭強度沒有現在這么大。過度地宣揚競爭觀念會讓社會公民們疲倦，心累，道德真空和易于相互嫉妒。

　　最近，萊亞德教授出了本關于快樂的書《HAPPINESS》，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講述如何獲得快樂，他提供的方法很普通，比如認識男女朋友、參與社區活動、尋求美滿婚姻以及找到趣味相投的人群。

　　但是，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富有爭議性的觀點，認為人們為爭權奪利的零和游戲規則已控制了貌似上進的社會。野蠻競爭的叢林規則是不幸的源頭。簡單地說，上進的社會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社會。中國的圣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系太突出，并不是件好事。

　　萊亞德非常討厭占統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學派的“快樂效用論”，他認為心理學根本不支持這些個人主義的效用觀。比如，檢驗人們是否快樂幸福，主流經濟學家總是看人們是如何行動的而不是看他們是怎么說的。如果你選擇一周工作90小時、減少休閑時間，那么這就說明這份工作能使你幸福，或者至少比增加更多的空閑時間要幸福，否則你就不會這么做。你的行動展現了你的真實的偏好，即使你告訴調查者說你更想與孩子們多呆一些時間，即使這是你最真心的話。但是，主流經濟學家不相信，他們會譏諷道：你瘋狂工作，即表示你和孩子們在一起并沒有工作的快樂。

　　蓋言之，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做的比想的要更真實也更重要。

　　為反擊這種邏輯，可以利用行為經濟學家的理論成就。行為經濟學家傾向于信任人們訴說的愿望與感受，以及觀察他們痛苦的表情和低沉的音調。而不是敢怒不敢言的加班行動。萊亞德發現相對的財富才是主宰快樂的重要源泉，而不是絕對的財富。在

　　人們往往舍棄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去工作，是防止被熱愛工作的伙伴拉得差距過大，當這種差距太大，就意味著自己的

　　這好比環境污染。一個人(或一個公司)的行為會傷及別人。他指出，幸運地，經濟學家已計算出如何對付這些外在性，那就是向他們征稅，讓污染者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所以在萊亞德教授列舉的提高人類幸福的清單上有如下建議：對高收入者征高稅，使競爭不至于太過慘烈。

　　萊亞德認為，收入的不平等是一個社會重要的心理傷口，不要聽一些經濟學家的胡扯，認為只有殘酷的競爭和血汗錢才能帶來繁榮。社會要盡量民主，競爭可以適度，民主的社會往往會抑止那些野蠻的愚昧競爭。比如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歧視移民是不正確的，但是，不得不承認，在民主(多數人暴政)歧視原則下，當地的原居民被威脅感是減少了些，他們的確更快樂一點——盡管我個人反感這種歧視外來人的做法。

　　我并不完全同意萊亞德教授的分析，但是我相信，他的書對于一個怒火沖天的不快樂的社會來說，是很有借鑒意義的。有點像哲學家薩特提出的命題“他人即地獄”。如果你活在一個相互影響的社會，你經常會從比較中感到不快樂，當然你需要學習，學會不要一味同別人比較。不過，有時候，這由不得你。境界的東西很難強求，尤其是身處一個不得不殘酷競爭的達爾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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