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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全面覺醒(3)--我思故我富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9月03日 11:35 21世紀經濟報道

  文/滕泰

  如果我們現在來批判重農主義,很多經濟學家也許覺得很滑稽。其實在中國批判重農主義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根深蒂固的重農主義經濟思想不僅是導致500年中國落后的根源,還進一步約束了中國財富思想的發展。

  財富思想與大國的興衰

  重農主義學派是一種極端農業勞動論者,把財產起源僅僅歸結于農業,否認工業和商業等的作用。中國的重農主義思想遠遠比歐洲影響更加深遠。法家、儒家都農業稱為本業,把其他行業稱為末業。

  在重農主義時代,以農業文明為主的埃及、印度、中國、巴比倫,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不僅在農業生產力,而且綜合國力方面遙遙領先。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6世紀——亞洲、歐洲、北非等地區都出現了人口與土地的矛盾,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個階段性極限,恪守農業為本的重農主義思想成了財富拓展最大的障礙。

  中世紀歐洲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在《論君主政治》一書中較早地提出了商業創造財富的思想。200年前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認為,市場交換可以促進社會分工,每一次交換都能為整個社會增加財富。重商主義把金銀即貨幣看成是財富的唯一形態,把對外貿易看成是財富的唯一源泉。

  伴隨著重商主義思想內的傳播,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國家先后崛起。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就宣揚“殖產興業”,也就是所謂貿易立國、產業立國,美國商業和思想起源作為殖民地留下來的重商主義思想體系和制度范式。

  上述國家的富強之路同四大文明古國有本質的不同,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農業生產而積累財富,而是完全外向型的思維,依托外部資源、發展本國優勢產業,通過國際貿易積累起巨額財富。

  上述國家作為優勢商業國走向衰落的歷史,就是商業資本在產業資本面前屈服的歷史。只有英國和德國等國家成功地進行產業革命,成為又一代財富強國。

  前蘇聯的崛起是工業主導的財富時代的最典型的案例。以重工業化、兩大部類關系為理論基礎,通過壓制消費,注重投資和積累、行政分配、軍事化、集中管理,迅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成為盛極一時的世界強國。

  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國際貿易和產業革命中積累了一定優勢地位,并利用兩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成為世界強國。而真正奠定美國全球地位的還是

二戰以后的金融和貿易體制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全球硬通貨,美國成為全球的中央銀行。此外,美國還主導了以WTO框架體系為核心的全球貿易體制。在這樣的體制安排下,中東等地區的資源掌控在美國人的勢力范圍內,拉美、亞洲等地區被置于生產的最底層。如同16世紀英國人用
紡織品
、奢侈品貿易導致全球農業國家的白銀向歐洲流動一樣,如今歐美等國的高端產品扮演了16世紀歐洲紡織品、奢侈品的角色;而中國等國家的紡織工業、家電工業承擔起使用價值提供者的角色,艱難地賺取著微薄的利潤。

  由于全球虛擬經濟的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規模,人們不斷發現一個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隨著制度因素、金融因素、觀念因素的變化迅速膨脹或者衰退。信用、體制、估值、吸引要素投入等手段都是財富創造的源泉。當東南亞幾個小國迅速崛起的時候,就有理論認為其GDP增長包含較多由國際資本流入而導致的房地產、工資、

匯率和其他金融因素導致的資產升值,從而斷定這種增長是不合理的。以此為基礎,某些金融投機家所導演的該地區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價值體系的調整直接導致了大量社會資源和財富流出和蒸發,導致數萬億財富的毀滅。7年過去了,這些地區的增長模式、經濟體制、金融體制并沒有本質的改變,主要金融產品指數也回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以前,但是再沒有人說它不合理,因為該卷走的財富已經卷走了。

  財富流動與大國的崛起

  歷史上的強國富國之路從來就是由財富創造方式的突變、財富的流動、和財富思想的變化所直接決定的。例如:英國和德國的崛起則是因為工業革命奠定了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比較優勢;日本在近代的繁榮毫無疑問受益于明治維新、甲午海戰的勝利、朝鮮戰爭等契機;美國經濟的崛起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兩次世界大戰前后全球資源的持續流入,以及其資本市場對全球資源的吸附,更得益于戰后美元作為全球硬通貨的地位和調動全球資源的能力。

  可見,富國的崛起大部分都是在特定條件下,利用航運業、戰爭、廉價的人力資本、特定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特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礦產資源吸引了地區以外的經濟資源。因此,僅僅將眼光局限在生產領域,富國強國之路不僅是漫長的,甚至是無望的。當然,生產領域的增長并非不重要,而是必須以經濟價值理論為基礎,將生產活動放到全球經濟價值體系中,分析掌握哪些資源可以主導社會經濟價值的流向。當然,不同時代主導財富流動的力量也不同。在人類社會早期的奴隸時代,最核心的生產要素是奴隸,掌握了奴隸就掌握了財富的流向;在農業社會,土地開始成為社會的核心生產要素掌握了土地就掌握了財富;工業社會的核心要素是資本,城邦和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擺脫了有形的地域和人口的限制,而開始以資本來衡量,在這個時代戰爭的主流目的不再是掠奪人口或爭奪土地,而是為資本尋找市場和原材料的產地;以后的知識經濟時代,由于資本的迅速增長使生產要素之間的稀缺性發生進一步的轉變,資本將逐漸淪為技術擁有者和企業管理者的附屬品;在全球生產能力過剩的時代,市場和有消費能力的人口就成為吸引財富流動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國才迎來了又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中國應關注國家利潤總量

  今天,財富的創造早已經從農業延伸到在有形商品的生產領域,進而延伸到流通領域,資本、知識活動、人們的理念、估值變化都是財富創造的方式。而中國的財富觀歷史上長期受到農本主義思想影響,近代又受到“勞動是財富唯一源泉”思想的影響,進一步約束了中國財富思想的發展。

  一直到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還把私人商業活動都稱為“投機倒把”。但是改革和開放的歷史選擇不僅在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而且還深度地參與到全球經濟當中。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一方面要徹底擺脫農業思想以及勞動是財富唯一源泉的思想局限性,另一方面要研究什么是主導當今世界財富流動和分配的主導力量,在全球范圍內捍衛、拓展本國福利。

  如果是游牧時代,強大的國家就要掠奪牲畜和人口;一戰、二戰時代,工業化國家都要掠奪殖民地。現在文明時代,某些國家只要通過匯率、貿易和投資方面的制度安排,就可以達到掠奪牲畜、人口、資源、市場的全部目的。因此,在匯率、貿易制度處于弱勢的中國、中東地區,不管產量增加了多少,國民財富都是在相對地減少——生產越多,財富流向大國的就越多。我們不僅要關注生產,還要更多地關注國民財富和居民福利的變化,關注國家利潤總量的變化。

  國家利潤總量是一國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相應份額,表現為來自海內外的國家利潤的擴大或者縮減。關注GDP總量變化的同時,還要關注這種總量變化中包含的財富變動關系。

  (本文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師、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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