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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輿論一直抽象地說“農民工為城市做出巨大貢獻而收益很少”，這回終于有清晰、翔實的數據表現了。
農民工對中國的貢獻有多大？學者蔡方在近日北京的一次研討會上提供了這樣一組數
據：改革開放20多年，勞動力流動對ＧＤＰ貢獻率達21％！農民工已占第二產業的57．6％，商業和餐飲業的52．6％，加工制造業的68．2％，建筑業的79．8％。而農民工的收益呢？外來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之間工資差異中，同種崗位因為歧視因素占39％——“貢獻大而收益小”表現得非常明顯。（9月1日《新京報》）
這組數據立即讓我想起一位政協委員的計算：一個農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約在25000元左右，而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都留給了城市，而目前，一般的中等城市吸納的農民工大都在10萬以上，大城市更是數以百萬計——可見農民工貢獻與收益間存在著多大的失衡！
看到如此失衡的收入現狀，筆者首先想到的是：這些都只是作為局外人的學者，站在理性高度對一個群體狀態的宏觀描述，農民工自身清楚這種狀態嗎？他們自己能不能感覺到“貢獻大收益小”？我想，農民雖然沒讀多少書，但在切身損益判斷上，其觸覺應該比任何一個局外人更敏銳，他們不能清晰地表達出來，但應該能清晰地感受到這種付出與回報的失衡。
問題就來了，既然能感受到“貢獻大收益小”，為什么農民工還堅持“進城務工”這種選擇？為什么他們不轉向那些“貢獻與收益均衡”的工作或爭取改變這種失衡？顯然，根據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我們都屬于理性的經濟人——而一個經濟人似乎是不能容忍“貢獻大收益小”這個失衡狀態的，因為“貢獻大收益小”是一種利他狀態，而經濟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難道農民工都是損己利人的活雷鋒，或者他們根本就缺乏經濟人理性？
深入思考可以看到：不是農民工不想做“瀟灑”的經濟人，只是，成為一個經濟人是要有資格的，資源、權利等都非常貧困的農民工尚不具備成為一個經濟人的資格，所以只能被動地忍受這種“貢獻大收益小”的利他狀態了。
要想像經濟人那樣最大化地利已，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首先是，要有一個維持自身基本生活的保障，像溫飽、子女教育、醫療這些維持家庭基本生存和發展的資源要所依靠，這是選擇的基礎——追求利益最大化最重要是要能夠選擇，顯然，擺在一個基本生存和發展未得到保障的人的面前是沒有多少選擇。一個農民工，在“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的生存壓下下，除了進城務工外，他們還能怎么樣？
這涉及到成為經濟人的第二個條件，即要有“選擇的空間”。有了充分的選擇空間，有更多的選擇，一個人才敢于瀟灑地拒絕那些“貢獻大收益小”的工作，去追求“貢獻與收益均衡”的工作。而顯然，農民工的選擇空間太小了，他們除了在家務農堅守貧困，就只能進城為城市發展作貢獻。
還有一個條件是，要有“選擇的權利”，即能夠通過天賦和法賦的權利改變不公的待遇，扭轉“貢獻大收益小”的現狀。可我們看到，社會中許多群體都可以用手投票、用腳投票、用貨幣投票、用點擊投票的方式追求“私益”，而面對“貢獻大收益小”，他們能怎么辦呢？很多人說“民工荒”是農民工用腳投票的一種方式，但基于選擇空間太小，民工是“荒”不到哪里去的。沒看到不少城市，人家嫌人多還準備施行“人口準入”呢！
寫到這里，筆者發現，雖然“貢獻大收益小”，但農民工仍選擇進城務工——這仍然是一種經濟人的選擇，只不過，因為條件的約束，這種利他的經濟人當得太窩囊太無奈了——為了基本的生存，他們不得不以“利他”來換取一點點微薄的“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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