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欣：偽教育產業化無益拉動內需 成為發展羈絆

　　葉欣

　　近年來，“教育產業化”已成為一個時尚名詞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搖旗吶喊者不乏其人，口誅筆伐者也大有人在。筆者在這里要討論的，是教育產業化，尤其是偽“教育產業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

　　教育產業化的由來

　　依筆者之愚見，教育產業化本身是一個中性的時代產物，無論是加油助陣，還是嗤之以鼻，都必須先弄明白才是教育產業化，否則人云亦云，不免有失偏頗。

　　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各級各類教育的市場化傾向和特征越來越明顯，成為教育改革的一個突出現象。西方發達國家教育市場化的主要理論依據來自于經濟學對教育投資的分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認為：19世紀后半葉以來建立起來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種政府的壟斷。由于對其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的約束，無論從經濟從社會還是從教育上看都是失敗的，因為它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均不負責。要改變這種狀況，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的條件。而使教育向市場化過渡，必須具備三個要素或條件：一是要在“消費者”(consumers)和“生產者”(producers)中形成市場觀念；二是要形成取代免費集體服務的市場交換關系；三是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生產者機構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所有的機構(無論私立還是公立的)均是獨立的和競爭的企業，社會無論是對私立的還是公共的機構都應一視同仁。［3］教育市場化改革的另一積極鼓動者是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F.A.Hayek)。他認為，市場是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應將市場的競爭原則運用于教育領域。他所贊同的唯一的平等形式是市場公平(market　equity)，即在教育市場中進行競爭的權利。而不平等是一種完全正常的社會現象，它是促進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片面強調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會促使人們對市場秩序發生懷疑并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他認為，不存在用以決定誰該接受進一步教育的所謂"公平"的教育依據。而政府絕不可以為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資助。多少人需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國家對教育的投資規模不應受非經濟的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完全應由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來決定。這些理論在60年代時已經提出，但在“福利國家”思維的指導下并未獲得西方大部分政府的支持。在80年代后，隨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經濟學家的學術成果逐漸占據經濟學主流，同時，以新保守主義(New-conservatism)和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為主要哲學體系所組成的"新右派"(New　Right)在社會政治思潮中占據了支配地位。在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中，尤以后者強調鼓勵開展競爭，允許個人進行自由選擇，減少政府對社會部門的干預，加大市場化的力度，提高社會的總體效益，其對教育改革的主張也得到西方各國政府的采納和接受。

　　從西方國家“福利國家” 到重新回歸“守夜人的政府”的進程，我們不難發現：教育市場化是在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條件下進行才能真正談教育資源的合理化配置，才可能避免造成社會公正失衡的惡果。羅爾斯在《正義論》所論述的正義理論以兩個原則為基礎，“第一是每個人都應平等地擁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第二是社會分配在個人之間的差異以不損害社會中境況最差的人的利益為原則，而且地位和職務應向所有人開放”。即首先必須解決基本福利，先確保基本的平等，才能言及效率、資源的配給。西方國家之所以進行教育市場化的改革，是因為推行多年的“從搖籃到墳墓”福利政策給國家財政背負沉重的負擔，也造成資源的浪費，故希望通過市場的力量來解決“看得見手”管理所帶來的缺陷。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兩個前提：①已推行福利政策，較好地保障公民的福利生活；②具備完備的市場機制和競爭環境。但中國的精英們在給教育市場化做理論注解時只是大篇大篇地翻譯、引用西方經濟學巨匠的理論闡釋，但有意忽略了理論所依托的運行環境。“南橘北枳”的移植教育市場化，給中國造成的惡果無法用經濟價值來衡量。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教育產業化自“出生”以來，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化教育的社會效率，是讓市場來決定教育的價格和規模，而不是憑幾個所謂高層人物來主觀臆斷。很明顯，教育產業化不是說把教育當成搖錢樹，用教育來拉動內需以完成一些所謂的GDP增長指標，更不是說通過盲目提高學費的價格來減少政府的教育投資。然而，這個“舶來品”，到了國內卻搖身一變，被曲解成：學費漲價，努力擴招。教育儼然已開始成了搖錢樹。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表面上，教育的投資回報很高，教育供給少，需求大，所以若按照教育產業化目標，理應提高學費，努力擴招；但事實上，教育投資高回報本身就是一個由錯誤輿論導向造成的假象。我國目前，高新技術產業人比較落后，加工和制造業仍是主流。很多崗位其實初中畢業水平就可以了，而實際上這些崗位往往是由一些高中畢業生甚至大學畢業生在從事，所以說很多人花了大量的金錢和時間來獲得一個高學歷，只是為了去競爭一個原本低學歷就可以勝任的崗位。換言之，有大部分教育投資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是無效用的。為什么人們明知無效還要投資呢？這實際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首先輿論造成高學歷高回報的假象，于是人們一擁而上，緊衣縮食也要給孩子一個高學歷，但是拿到高學歷之后發現事實上國內沒有那么多高回報的崗位來供給所有的高學歷畢業。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部分高學歷的學生只能去競爭原本只需低學歷的崗位。他們的競爭力自然比較高，于是低學歷的畢業生受到排擠。家長們一看情勢不妙，壓力驅使之下，即使明知高學歷不一定有高回報的情況下，也要讓孩子有高學歷，否則可能會落得低學歷無回報的悲慘境地。最后，人們拿著大學文憑做高中生的工作，拿著高中生的文憑做初中生的工作，拿著初中生的文憑做小學生的工作。所以很明顯，對于教育投資的積極性不是出于教育投資帶來的效益的一種主動行為，而是在教育效益被扭曲后受迫于競爭的一種無奈的選擇。這樣的后果，就是對教育資源的極大的浪費。一小撮不懷好意的始作俑者，一大批頭腦發熱的政府官員，再加上在信息不完全情況下被蒙蔽的家長和學生們，造成了現在“偽教育產業化”的“偽繁榮”。

　　此外，我不憚于懷疑部分政府官員鼓吹教育產業化完全是出于個人仕途的考慮。教育是一個投資大、見效慢的部門，所以是最難以體現政績的部門，減小教育部門的投入，自然可以把“節省”下來的資金投入到其他見效快的部門，而曲解后的“教育產業化”正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事實上，按照真正教育產業化的理解，學費上漲和擴招如果是來自于市場的結果，那么說明教育的效益很高，政府就更應該加大教育投資的比率。然而我們驚奇地看到一些官員，一邊口若懸河地談著教育產業化，一邊宣稱要讓教育實現自給自足，對此我除了表示遺憾之外只有悲哀了。

　　所以說，目前國內所流行的“教育產業化”其實際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產業化”，筆者將其稱為“偽教育產業化”。

　　　偽教育產業化與就業問題

　　偽教育產業化的第一個惡果就是嚴重的就業壓力。上面已經提到，盲目的擴招是偽教育產業化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擴招用一個詞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了：“大躍進”。而這種擴招主要是體現在高校擴招上，從2000年到2004年的高校畢業生分別是：107萬，115萬，145萬，212萬，280萬。高校畢業生人數的膨脹速度遠遠超過了社會勞動崗位的增加速度。再加上下崗人員的競爭，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題已經到了不可回避的境地。2002年到2004年的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率為：80%，70%，73%。也就是說，每年有幾十萬的高校畢業生，加入到失業大軍中來，不知大家是否看到過高校招聘會上那人頭攢動、摩肩接踵的壯觀景象，筆者很不幸看到過，并且看到過許多次。用人單位那挑剔的眼神與學生們那企盼的目光形成鮮明的對比，所謂的“國家的棟梁，社會的未來”的“人才”們，就在這挑剔和鄙夷的眼神中可憐巴巴的推銷者自己。在供遠大于求的情況下，不平等和腐敗恣意蔓延，身高、臉蛋、關系，甚至是幕后的黑色交易，筆者不想在此列舉那一個個觸目驚心的例子，惟有嘆息。或許有人會反駁，失業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太多。筆者不否認的確這里有一部分原因來自人口問題，但是在筆者自己的家鄉，卻存在著大量制造業企業招工困難的情況。一方面就業難，一方面卻是招工難，很諷刺嗎？其實不然。試想寒窗苦讀十幾年，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拿到了一個大學畢業文憑，到頭來只能當一個產業工人，有誰甘心？此時輿論又來頤指氣使地說：大學生要調整就業心態，不要一味追求高職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一個騙子騙了你的錢，你不愿接受被騙的結果卻被騙子數落了一通。筆者真不知那群御用文人知不知道廉恥二字怎么寫的！

　　用人單位面對巨大的勞動力供給，自然也是頭腦發熱，一味追求高學歷，明明初中生就能做的工作，招聘要求上卻說要高中生，甚至大學本科生，于是低學歷畢業生進一步受到排擠，那么家長們自然更要想辦法讓自己的孩子上大學，那些膚淺的或假裝膚淺的官員們，自然更要為擴招搖旗吶喊了，惡性循環，悲哀而又無奈。

　　“畢業等于失業”，不知何時折成了一句流行的自嘲語。失業帶來的社會問題不言而喻，同時就業難和招工難的矛盾問題更是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偽教育產業化與教育投資

　　偽教育產業化對于政府教育投資的不良影響主要有兩個：投資金額的相對減少和投資比例的失衡。所謂投資金額的相對減少是指人均政府教育投資額的減少。與快速增長的高校招生人數相比，政府教育投資總額的增長速度是遠遠不夠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1991年為2.85%，1992年為2.73%，1993、1994年為2.52%，1995年為2.46%，1996年為2.44%，1998年為2.55%，2001年則為2.3%。即使考慮到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也幾乎是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而全世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少數幾個國家以外，沒有幾個國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像中國這么低——印度為3.2%(2001年)，美國為5.3%(2001年)，英國為6.9%(1999年)，瑞典為8.7%(1999年)。目前，中國年度公共教育經費為1400億人民幣，約折合170億美元，僅占世界各國公共教育經費總數11500億美元的1.5%；而中國現有學齡人口數量為2.14億人，占全球教育總人口的22%。也就是說，中國用占世界1.5%的教育經費教育了占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這不知是該算作“奇跡”呢，還是政府的失職？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總額的減少和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導致了人均教育投資的減少，不可避免的，人均的教育資源減少了，教育質量下降了。這無論是對于學生還是對于社會都是不利的。

　　而投資比例的失調主要是指國家過多的投資在高等教育上而忽視了基礎教育。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教育的要求首先是普及義務教育。按理，基礎教育應是國家投資的的重點，其次才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可是我國在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方面的投資比例欠妥，把有限的教育經費過多地投向了高等教育。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資料?“九五”教育經費及相關指標統計數據》，我國義務教育應由國家承擔的教育費用占不到35%(世界發達國家約為50%——資料來源：原國家教委財務司編《中國教育經費統計資料》)，而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卻占了相當部分資金。我國適齡兒童的人口基數大，人頭平均費用很少，這不符合義務教育的要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大學階段投資的比重太大，從我國大、中、小學生均經費情況看，我國培養1名大學生的費用相當于培養6名中學生、66.5名小學生的費用，即比例為1：6：66.5(發達國家的比例約為1：1.7：4)。這種不合理投資的結果，使得耗費大量教育資源的某些大學學科和專業的學生，因供過于求而被閑置起來，不但嚴重地浪費了教育資源，而且加大了政府的就業壓力和失業補貼。另一方面，基礎教育得不到應有的投資，致使教育公用經費嚴重不足，教育設備老化，校舍不能及時改建、新建、一些農村學校危房情況甚為嚴重。

　　一方面是人均教育投資的下降，一方面又是基礎教育的薄弱，這與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是極其不符的，我國目前勞動力豐富而廉價，制造業和加工業等低學歷要求的產業為主導產業，這些產業工人需要的是全面的基礎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比較理想的情況是不但有理論知識的教育，還有實踐相結合。但是目前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為了最求高學歷，學生和老師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成績而不是提高工作能力上，另一方面由于基礎教育主要是義務教育，資金來源于國家，國家基礎教育投資的減少直接導致了基礎教育根本不可能使得學校有足夠的資本來組織有效的實踐活動。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使得基礎教育出來的學生無法很快適應工作的需要，所以說我國的基礎教育，不僅數量不夠用，而且質量也是不合格的！這樣的政府教育投資，其效率可想而知了。

　　　偽教育產業化與貧富差距

　　偽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貧富差距的拉大。高額的學費是偽教育產業化的又一特征，而這一特征直接導致了貧富家庭的起點不同。教育產業化提高了教育的門檻。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學費起碼在5000元以上，重點院校或熱門專業則高達10000元。取最低線5000元來分析吧，它意味著什么？根據《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5854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為2210元，最低一年學費分別是一個城鎮居民一年收入的91.17%和226%。也就是說讀四年大學，光學費一項就要花掉至少20000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一個農民10年辛勞所得。這還是平均水平，一些貧困地區農民收入不足1000元；城市下崗工人最低保障線2400元，他們的子女上大學，那真是比登天還難。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學費不等于就能念完大學，現在一個學生在大學里的吃、穿、用、住，購買學習用具、報名參加各種資格考試、購買參考書等等開銷，最低最低一個月也要花300～400元左右，一年下來少說也要4000元。這樣算下來，如今一個大學生讀完四年大學，全部開銷最少最少要36000 元！這筆錢對于富人們來說，也許就是一頓飯錢，或者是夜總會里一次瀟灑的費用。但是對于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就很無情了：對于小康人家，也許咬咬牙還能拿出來；對于一般工薪家庭，也許要節衣縮食好幾年才能拿出來；而對于下崗工人和農民兄弟來說，這不啻是個天文數字。

　　在此筆者不想列舉那一個個家長因供不起子女上大學而走上絕路的血淚事實，這太過于沉重。但是筆者不得不說，對于把讀書看成逃出貧困唯一出來的勞苦大眾來說，日益暴漲的學費無疑是把自己推向了絕望的深淵。

　　而問題不僅僅在于高等教育，基礎教育也有同樣的問題。二○○○年，中國教育部宣布如期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然而正如當年我國宣布“實現小康”一樣，這個“普九掃盲”目標的實現，并不能改變我國基礎教育面臨的嚴重局面。由于這個所謂的“義務教育”仍然是要付錢的，而且收費標準越來越高，導致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中小學生流失率、輟學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農村學生由于交不起攤派而被逐出校門。根據前文中提到的《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中提供的數據，目前，我國官方認可的初中生輟學率為3.23%左右，農村地區高達4.2%，有的地區輟學率甚至高達10%。實際上，由于中國各級政府一貫善于慌報成績、掩蓋問題，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學問題，造成統計資料嚴重失實。實際上根據筆者的調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邊、窮的地區，初中生輟學率也甚至可以高達50%。而據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2002年的一篇報導，中國半官方消息來源證實，中國實際小學輟學率高達5%以上，每年產生 50～70萬新文盲。

　　而與此同時，各高校又紛紛推出種種政策使得富人們只要用金錢就能買來受教育的機會，美其名曰：“贊助費”，你能想象高考200多分的人都能進名牌大學念書嗎？您能想象招生黑幕下多少窮人家的孩子十年寒窗付諸東流嗎？腐敗，或許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在知識就是金錢的時代，接受不了教育就等于是打上了貧困的烙印。這樣的教育機制，就是我們整日追求的“公平”？這樣的收費制度，就是我們每天宣稱的“共同富裕”？我不知道那些口口聲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官員們是怎么想的。

　　　　偽教育產業化與拉動內需

　　大肆鼓吹“教育產業化”者往往擺出這么一個事實：我國居民有大量儲蓄，而與此同時國內需求明顯不足，消費疲軟，教育產業化可以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但是不知他們是否有看到，在這儲蓄中，80%是掌握在占全國人口20%的富人手中，廣大人民并不富裕。學費的漲價，使得在教育方面的收入上升了，但是對于其他消費品的需求下降了，家長們緊衣縮食，為的就是給孩子念書。想通過這樣的方法來拉動內需，無疑是拆東墻補西墻。而且由于人們對于制造業產品需求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制造業受損，這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更為不利。

　　　結語

　　偽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教育腐敗，教育水平下降，都與偽教育產業化息息相關。在此，筆者也不想給政府開什么方子，鄙人的建議永遠也不可能會被那些官員們接受，所以我只能嘆息，悲哀，和憤怒！

　　作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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