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煥：更要格外重視貧富差距擴大的國內原因

　　童大煥

　　聯合國2005年8月25日公布了一份有關“全球發展不均”的報告稱，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8月27日中新社）。具體而言，世界80％的國內生產總值由發達國家的10億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發展中國家的50億人口分享。鄧聿文先生在8月31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撰文認為，這是過去十幾年來國際壟斷資本蓄意推行以經濟自由主義為核心思想的

“華盛頓共識”的結果。其《中國應從世界貧富擴大中有所警惕》一文認為，“世界貧富的擴大昭示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中國的改革雖然不是在‘華盛頓共識’的指導下進行的，但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其影響。時至今日，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占據主流地位的還是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經濟學家。中國今日嚴重的貧富分化，即使不能把責任推到‘華盛頓共識’上，它至少也是脫不了干系的。”

　　我認為，這個時候就宣布“華盛頓共識”的破產還有些為時過早，而國內貧富差距一度躍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前兩天（8月29日）《東方早報》評論還指出，聯合國的統計發現，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正常指標范圍，即貧富差別已進入不合理的狀態。

　　但這恰恰不是在國內積極推行經濟自由主義的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自由的程度不夠和改革內卷化（即內部人控制）的結果；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國家的稅收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不公正，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以及國富民弱的后果。

　　先說改革的內卷化問題。中國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是由行政部門為主體推動的，其形式就是“放權讓利”。“放權讓利”固然對改革的啟動發揮過有益的作用，但在行政部門權力體制改革滯延的情況下，結果卻表現為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內部人主導型改革”。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為中國“權力資本化”的一個過程，結果就是公共權力有被部門權力肢解，導致國家利益被部門利益肢解。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驚呼：沒有不收費的政府部門。比如醫療改革打開了公立醫院市場化的通道，卻通過各種政策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國有醫院獲得了定價權，卻無需面對激烈的競爭。教育改革幾乎如出一轍。一邊是擴招和高收費，公開支持和鼓勵化公為私的名校辦民校，全國人大出臺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卻在教育主管部門那里卡了殼，為民辦教育設置了種種不公平競爭的條款。鑒于中國有半數以上的人無力承擔現有的醫療和教育費用，我們似乎可以說，光教育和醫療改革的部門利益化問題，就至少制造了6億以上的相對被剝奪人群。

　　為什么說經濟自由的程度不夠？我們已經擁有了相當充分的擇業自由、選擇商品的自由，甚至在一定范圍內還有相當的遷徙的自由。但這些都只是表象。在根本的行業準入問題上我們還有無數的障礙，在根本的土地和房屋和礦產資源產權等問題上我們似乎還不如自己的16世紀。于是我們看到開發商大規模地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征地拆遷運動，直接導致了4000萬以上農民失地、失業、破產以及無數的買不起新房的城市貧民。他們一手用計劃手段廉價從農民和城市拆遷戶手里征地，化私為公；另一手用市場手段以幾十至幾百倍的高價或者半賣半送的價格賣給私人，化公為私。公民卻完全或者在相當程度上被剝奪了對其個人最大宗財產——土地和房屋的交易權利。而礦產資源，名為國家所有，實際上很多被地方官僚所瓜分，于是才有了廣東興寧礦難的礦主一身兼數職——商人，人大代表，政府公務員，此外還有個隱蔽的身份——警察（8月30日《南方都市報》），才有了各地礦難不斷和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嚴重。

　　與此相應的是國企的壟斷地位近年來不斷得到加強。國內企業500強絕大多數都是壟斷性國企，可以說是靠壟斷剝奪民眾的地位而不斷做大但未必做強。另據2005年8月23日《董事會》一組數據：從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間，國有企業的利潤一直徘徊在1000億元左右，但從2000年起，這個數字開始爆發式增長，其結果是，到2004年，僅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就增加到5300億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業的利潤也驚人地增長到4785億元。有人驚呼：一個新的寡頭時代正在降臨中國。

　　同時，所謂的ＭＢＯ也已經把許多國企能賣的國有資產都廉價賣光了，一夜之間制造了一批暴發戶以及大量求告無門的失業工人。而壟斷國企領導人及其職工的高薪不僅沒有被弱化，而且不斷得到加強。

　　稅收和保障體制方面，新華社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材料發布的一幅圖表顯示，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不含各種行政性收費和出口退稅）。

　　僅四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占ＧＤＰ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志寧的研究，從19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的工資比重比上年低。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速度更快。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也就是說，國家財政收入是全國居民工資收入的兩倍以上！但國家本應承擔的公民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卻基本上付之闕如。一個“權力大、責任小”的政府形象呼之欲出。

　　這一切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國家”太強大了，而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太弱小。在半拉子經濟自由之下，內部代理人（各級各部門政府官僚及其代理人——商人）假國家之名，一只手化私為公，另一只手化公為私。這是導致新時期中國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這種情形，惟有通過真正公平公正的改革可以化解，像宣布醫改不成功一樣重新全面審視我們過去的改革，重新確定以公平公正為指針而非所謂“效率優先”的改革方略；在產權制度改革上，應該賦予民眾更多的自由和權利。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就對政府壟斷土地交易這種“左手進右手出”自買自賣式的“市場規則”提出了質疑，認為應該“把土地分給農民，長期所有”�！芭c其土地賣了錢讓貪官拿走，不如干脆把土地分給農民�！保ā吨袊�經濟時報》8月31日）其實這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如楊小凱等人）一直呼吁的。以趙曉今天的身份，其發言會不會代表土地改革的某種動向，值得關注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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