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辯到變的轉變 油價開始考驗中國能源戰略

　　當高油價時代已成定局，當國際權威分析機構斷言目前的原油價格不過是“油價超級尖峰時期的初級階段”，低油價時代的國內成品油定價機制乃至整個國家的能源戰略，勢在必變。

　　油價！油價！還是油價！

　　盡管29日紐約市場原油期貨價格再次攀高，達到了每桶70.80美元，但分析師還是一片看漲聲，高盛甚至開出了“105美元”的國際油價預期。

　　盡管距國家發改委最近一次上調國內成品油零售價已經一月，油價，仍然是懸在媒體版面和掛在百姓嘴上最熱的詞語之一。

　　油價仍算低

　　得出油價低的結論，是為老百姓用油算出的賬。

　　此波國際原油價格牛市，起始于2003年5月。當時國際原油價格是每桶25美元，漲到目前的每桶70多美元，實際上漲了150%。再看國內成品油價格，盡管2003年5月至今已經上調過8次，但以用量最大的90號汽油為例，從那時的每升2.79元漲到目前的每升3.93元，漲幅不過40%。以40%的低漲幅應對150%的高漲幅，對老百姓而言，國內成品油零售價自然算是低的。

　　將這個漲幅具體到一個普通有車族的汽油費上——在上海，通常一部開車上下班的家用車一月耗油150升左右，90號汽油零售價從2003年5月至今每升上漲1.14元，等于是每月多支出汽油費171元。對于有能力

　　再直接對比市場上的汽油零售價，美國7月中旬的高等級汽油市場零售價折算成人民幣是每升5.50元，這一等級汽油相當于國內每升4.27元的93號汽油；俄羅斯一個月前93號汽油就已賣到了每升5元人民幣；油價最高的巴黎，則早在3個多月前93號汽油零售價就沖破了5元人民幣大關。

　　因此，放在全球背景下，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中國老百姓承受的油價的確算是低的。國家發改委以紐約、鹿特丹、新加坡三地市場的即時原油價格為依據，統一制定國內成品油的出廠價和零售價。通常國家發改委在定價時都會充分考慮國內消費者對油價的承受力，盡量將

　　油價實在高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盡管兩年里成品油價格40%的漲幅對老百姓而言不算高，但對公交、鐵路、民航這些用油大戶來說，實在不堪重負。

　　占上海最大公交市場份額的巴士集團每天油耗600噸左右，油價每升上漲0.1元，每天就要多支出油料成本10萬元。受油價上漲影響，上半年東方航空公司的航空油料支出達到23.06億元人民幣，同比上漲65.76%。前不久，全球航空協會對外宣布，全球航空燃料成本已從去年的610億美元漲到今年的830億美元，如果油價繼續維持高位，很可能會扼殺國際航空業自“9·11”事件以來歷經三年低迷后才開始的復蘇。

　　宏觀調控油價的政策，同樣是把雙刃劍：統一定價在保護普通消費者的同時，將國際原油的漲價壓力更多地加在了國內煉油企業身上。盡管國家發改委在幾次調高成品油零售價的同時，也相應調高了煉油廠的成品油出廠價，但調高步伐遠遠跟不上國際原油上漲的幅度。在原油多靠進口的中石化煉油系統，一桶原油以60多美元的國際市場價購進，煉好的成品油卻以40多美元一桶的“國內宏觀定價”出廠——于是，煉得越多，虧得越多。今年1-5月，國內煉油行業全行業虧損27.9億元，華東地區最大煉油企業高橋石化的煉油主業，今年前7個月已累計虧損5億元！

　　盡管上海石化可以通過下游石化產品深加工的利潤來彌補煉油的虧損，盡管高橋石化可以顧全大局開足馬力，8月份增產成品油近15%，但從長遠來看，誰也經不起高油價的長久“灼傷”。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油價倒掛已經影響到了相當部分煉油企業的積極性，國內部分地區出現了成品油供應不上的現象。

　　面對一路狂飆的國際油價，不少國內企業選擇順應現實的市場法則。另一組來自海關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口原油6342萬噸，同比增長3.9%；同期出口成品油759萬噸，增長48.6%——顯而易見，由于國內成品油定價遠低于國際成品油市場價，不少煉油企業寧可將煉好的成品油更多地出口，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內成品油市場的供求矛盾。

　　變被動接受為掌控

　　需求的旺盛、供給的剛性以及煉油能力的局限，決定了

　　當高油價時代已成定局，當國際權威分析機構斷言目前的原油價格不過是“油價超級尖峰時期的初級階段”，低油價時代的國內成品油定價機制乃至整個國家的能源戰略，勢在必變。

　　同濟大學金融衍生品研究所的黃運成教授，帶著一個博士專家小組對我國石油問題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深入研究。黃教授指出，目前我國石油年進口量已突破1億噸，每年進口石油用匯350億美元，石油外貿依存度已達到40%；國外專家預計，到2030年中國石油進口量將增加到每年5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提高到74%。

　　一方面是對石油的渴求度加大，另一方面現行的石油定價和能源機制使中國在多變的國際油價面前缺乏足夠的應變力和承受力。黃運成教授分析，在此輪石油價格上漲中，美國作為第一石油消費大國，表現出較強的承受能力，主要歸因于其能源多元化、長期的能源儲備及能源外交，而我國則形成了“越高越買，越買越高”的局面。因為，亞洲地區沒有成功的原油期貨市場，缺乏在國際石油期貨市場定價的話語權；而且，由于沒有原油戰略儲備，中國無法利用原油庫存增減來引導和調節市場需求及油價漲跌，只能被動地接受油價。據測算，國際油價上漲1%并持續一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就會降低0.01個百分點。

　　漸變已經開始。進入2005年，先有國家能源辦成立，后有國家發改委成品油調價間隔縮短，還有專家稱中國要實行實時油價。黃運成教授建議，要從根本上轉變我國在全球能源戰略中的地位，政府應進一步加強能源外交，幫助國內石化企業“走出去”；結合中國加入WTO承諾的2006年底開放成品油批發市場，政府還應該分階段開放石油金融品種的國內外交易，配合儲備建立石油期貨品種健全的市場，把石油期貨倉單視為一種新的國際有價證券形式，參與外匯組合，把目前我國單純以貨幣表現的外匯儲備與更靈活的石油實物儲備、期貨儲備結合起來。從短期看，可以規避石油價格風險，長期看，可以使中國逐漸融入石油的國際定價體系之中。

　　變是必然。當中國普通消費者從以往的享受統一定價轉變為以國際化的眼光對待油價變化，中國也將從國際油價的被動承受者變為主動掌控者。(記者陳江)(感謝同濟大學金融衍生品研究所劉瑩博士、馬衛鋒博士后為本文提供大量數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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