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怕的現象 我看經濟學家被整體收買

　　文/鐘朋榮

　　近年來，人們都在關注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即“經濟學家被整體收買”，因為經濟學家為企業提供這樣那樣的報務，相應地也收取一些報酬，結果就失去了獨立性，經常為一些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說話。不少文章將我也列入“被收買”的行列之中。因為我被幾家上市公司聘為獨立董事，更是被嚴重收買的對象。我之所以經常為企業家特別是為民

營企業說話，就是被嚴重收買的結果。

　　別人會不會被收買，我不敢肯定。但我的許多重要觀點，都是十多年前在中央機關工作期間就已形成的，而且從未改變過。比如，主張保護私有財產的觀點，主張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的觀點，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的觀點，主張為創業者和企業家創造寬松環境的觀點，主張減少審批和公章的觀點，主張實行低稅賦政策的觀點，主張為民營企業拓寬融資渠道的觀點，等等。這些觀點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來的，都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過。

　　在發表這些觀點時，我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不可能為任何一家企業服務，更不可能被收買。

　　1994年“下海”以來，因為是為企業做咨詢，當然要向服務對象收費。但這對我的學術觀點，特別是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并沒有產生絲毫的影響。

　　像我們這樣一批人之所以能形成這樣一些觀點，是因為我們親眼看到了“一大二公”和“左”的思想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也親眼看到了改革開放以來因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是因為我們不那么健忘；是因為我們對國家和人民有起碼的責任感。我相信，張維迎、周其仁等一大批有相同經歷的人，都是屬于這樣一些人。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學家或經濟專家，都是為總理和部長們服務。那時，只有總理和部長們才需要經濟學家。財經院校所講的課程，都是關于如何治理國家的知識。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市長、縣長、銀行行長以及眾多的企業家也需要經濟學家。因此，經濟學家會發生分化。

　　比如，曹遠征離開國家體改研究所，成為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又比如，我離開中辦，由為中央領導服務轉向為地方政府和企業服務。應該看到，隨著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這種為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家)服務的經濟學家會越來越多。企業家作為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群體，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之一，有一批經濟學家為他們服務，為他們表達，為他們呼吁，這是非常正常的，不應該受到指責。相反，如果更多的經濟學家，更多的博士和教授都擠著去當總理和部長的高參，都擠著去吃財政飯，那才不是好現象。

　　由于發生分化，不同群落的經濟學家代表他所服務的那個主體，對同一個經濟現象，同一項方針政策發表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一部分經濟學家為那些生產經營第一線的企業家講了幾句話，就認為不得了了，就認為沒有良心了，沒有獨立性了。這種觀點在潛意識中仍然是把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列為整個社會的對立面。這種意識應當改變。

　　其實，現在許多人所講的經濟學家的獨立性問題，實際上是對當前一些重大問題不同看法的問題。比如，經濟學家如果呼吁保護私有財產，呼吁保護民營企業和廣大企業家，就認為是對廣大老百姓的背叛，就是缺乏獨立性；而如果煽動仇富思潮，呼吁殺富濟貧，那就是老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就是沒有被收買的具有獨立性的經濟學家。

　　那么，當今中國什么才是廣大老百姓的利益所在？怎樣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和保障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很顯然，加快國有企業改制，加快民營企業發展，為人們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創造良好的環境，包括輿論環境，使更多的人能放心大膽地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使我們這個社會像劉永好、南存輝、梁慶德、尹明善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使他們積累的私有公用財產規模越來越龐大，提供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這才是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在，才是維護和保障老百姓利益的根本措施。

　　我們國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長出這么一些民營企業不容易，培養出這么一些企業家不容易。如果環境不好，仇富情緒越來越重，其結果是，迫使一大批人見好就收，甚至將財富轉移到國外。作為經濟學家，如果因煽動仇富情緒而導致上述后果，表面上是為了老百姓，實際上是對老百姓、對這個國家極大的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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