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不是算術題

　　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開始首次審議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當天，財政部長金人慶在會議上對草案進行了說明。這是自1980年制定個人所得稅法以來的最重要的一次修改，核心內容一是將工資、薪金所得的減除費用標準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二是要求高收入者自行辦理納稅申報。

　　如果把個稅改革當成一道以800元或是1500元為起點的算術題，那么似乎難以解釋一

個簡單數字變化所引起的舉國關注的盛況。老百姓關心的是自己的荷包，經濟學家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以及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社會學家關注的是縮小貧富差距等等。由此，小小稅改卻集眾望于一身，絕非一道算術題可以擔當。

　　“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文明程度、社會結構以及政策可能釀成的行為方式，所有這些甚至更多，都記錄在它的財政史上。”在經濟大師約瑟夫·熊彼特的筆下，一國的財稅制度如同神仙手中的魔鏡。那么財稅改革，尤其是與蕓蕓眾生有關的個稅改革正是魔鏡中劇情最復雜那一幕，讓人是非難辨。

　　說其復雜，不妨從幾個令人吃驚的數字開始。一是800元的個稅起征點已經25年不變，這個當時是城市職工平均工資近10倍的起征點，現在已經把絕大多數城市勞動人口都納入了管轄地界；二是從1994年以來，

　　改變這些不可思議的數字的呼聲近年來此起彼伏，如今終于能在立法上有所體現了。不過，這次修改只能算作一個開始而已。比如，起征點是否可以再高一些，發達地區為何不能定在3000元以上呢？稅率是否也需要相應調整，減少層級，降低邊際稅率，并降低中低收入的總體稅率？

　　又比如，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已經逐步由公費變成了自費，那么工資薪金的扣減費用中是否也能將這些支出囊括其中呢？談得更遠一些，單身漢的稅收是否能比老婆孩子老人一肩挑的人高一些呢？這些并非只是癡人說夢，在國際財稅實踐中并不少見。

　　不過，美妙的前景替代不了現實。再來看一組沉重的數字，

　　支出在擴大，稅收卻必須要減少。這樣的邏輯演繹下去，只能是走入赤字財政的怪圈，將財赤規模降至占GDP2%的目標更加可遇不可求了。錢已經進了盤子，進了預算，此時要減稅談何容易。

　　假定個稅必須進一步降低，其他稅種保持不變，那么選擇似乎就剩下了兩個：一是所謂的對“富人”多征稅；二是政府降低支出。表面上看來，對“富人”征稅天經地義，事實上卻是難以操作的。在此前討論開征遺產稅時，已經充分揭示了財產隱秘性給征稅帶來的巨大困難，此時如果要霸王硬上弓，很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成本。

　　除了實踐的不可行之外，對一個急需拉動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來說，貿然對“富人”征收重稅也是有待商榷的。不久前，香港不是還在討論取消遺產稅的問題嗎？

　　既然如此，那么減少政府支出就是唯一可行的選擇了。在經濟學的視野中，稅收表面上是貨幣的流動，本質上卻是由個人或企業來花錢還是由政府來花錢的權利問題。政府花得多了，老百姓花得就少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之下，讓政府少花一點，讓老百姓自己多花一點才是合理的。不僅個稅如此，其他稅種亦如此。年初在討論增值稅改革等問題時，財政部的高級官員就表達了希望讓企業多花一點、政府少花一點的愿望。

　　支持政府還稅于民的另一個依據是著名的奧肯“漏桶”實驗，其形象地揭示了由政府來進行再分配以實現公平時的效率損失。經濟學家阿瑟·奧肯認為，再分配之桶上難免會有個漏洞，因此稅收可能只有一部分能夠轉移到所需要的人手中。最終的結果是“富人”和“窮人”都不滿意。

　　那么，政府的支出如何才能減少呢？借用財政部長金人慶時常引用一句古語：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這句話或許已經能概括出減少政府支出的改革實施方向了。在沒有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深化個稅改革的愿望或許只能收藏于心底。

　　如是，個稅改革顯然不是什么簡單的算術題。“稅是我們為文明社會所支付的代價。”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曾有如此精辟概括。在個稅改革啟動的關鍵時刻，每一個納稅人不僅需要盯緊自己所支付“代價”的多少，還應該留意這些“代價”在財稅魔鏡中的萬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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