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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據此，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室主任、教授，中國社會學學會常務理事吳忠民最近在《瞭望》撰文認為，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8月11日《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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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突限”這樣的觀點，馬上在公眾中間引起了共鳴。雖然“合理的限度”只是一個模糊概念，但是顯然，我國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日益嚴重、超過國際收入差距平均水平的國家。
這樣的現實狀況，雖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又肯定不是發展“效率”所必須付出的“公平”代價。不說已經屬于“過去式”的富人原始財富積累之“見不得陽光”，單就當下的稅賦承擔來說，就顯得非常不公。早前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經濟學家稱，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是最輕的。
個稅最大的功能，除了“增加財政收入”之外，就是要調節貧富差距，平衡二次分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貧富差距突限與個稅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富人和窮人是財富分配鏈中的兩端，要縮小貧富差距，就是要從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財富，用來補貼窮人。對此，所謂的財富“溢出效應”或“下滴效應”是不足為憑的，0.45的基尼系數就是明證。政府的稅收強制手段才是完成“調節”的最有效方式。
然而，占我國收入或消費總額50%的那20%的富人，對個人所得稅的貢獻，竟然只有10%。這充分說明，個稅不但沒有實現從富人到窮人的“調節”，相反，這種財富的二次分配還處于一種“倒流”狀態中。長期“倒流”下去，只能是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社會貧富差距仍將繼續加大。
對比這樣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個稅政策無疑可資借鑒。新加坡李顯龍副總理發布稅務報告稱，占人口總數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個人所得稅占個人所得稅總數的93%，意即：個稅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擔。新加坡政府另對市民有各種補貼，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補貼和交稅平衡后，都有凈入賬；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凈出賬，2003年富人的平均凈出賬是4.3萬新幣。
富人承擔幾乎全部的個稅義務，政府收繳上來以后通過補貼等方式實現對窮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納稅活動中付出義務，窮人從納稅活動中獲得好處——這才是一個正常而有效的個稅“調節”狀態。也許，中國公眾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個稅制度的歸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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